王西平：依照你的初衷，中间代就是“捡漏”了，正是这次“捡漏”，却让你以及中间代“侧身”进入“历史”。那么，我的疑问是，“历史”就是这样进入的？它的形式与方法竟然与一场关于“捡漏”的策划有关。您认为如此夹杂“人为动机”的历史“公正”吗？其中有没有歪曲、捏造或随着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变化的成份？
安琪：“捡漏”并非我的初衷而中间代也并非被遗漏的一代，它只是一种提醒——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不仅仅只有参加“两报大展”而迅速获具“第三代”诗人身份的那拨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更多的是坚持独立本真写作，不参与任何诗歌运动的更大多数人。这个初衷基本达成，这就够了。
王西平：我非常赞同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他认为“不能为不超过2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因为时间和记忆靠得如此之近，历史将不可避免地是政治而不是历史。”最近我读到你的一篇题为《中间代9年》的文章，中间代区区9年时间，就已经将其拔入历史的算盘，是不是操之过急呢？
安琪：中间代人的写作历史已远远超过20年。
王西平：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就诗人心目中的读者是谁提出忠告：“为一位几百年后诞生在异乡的陌生人而作。”那么你理想中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也像玛丽·奥利弗那样为百年后的陌生人写作，那么你能耐得住当下的寂寞吗？
安琪：当80后诗人、批评家杨庆祥博士如此评论我的写作时，我知道吾道不孤——“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那些试图并且已经经由我的诗歌文本勾勒或想象着我的人物形象的人就是我理想中的读者，是的，我一生的写作就是要写出一个我，这个“我”曾经以诗人安琪的形象存活于世，这就够了。像杨庆祥那样对我有深刻理解的诗人、批评家很多，我不寂寞。
王西平：“中国诗坛”一向把你称为先锋诗人，基本上淡化了“女性”意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你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么你所理解的先锋是什么？“先锋诗人应该在对诗歌的普及上走在前面”，你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安琪：让“安琪”这个小资的、温软的、俗常的名字成为“先锋诗人”的代名词很不容易，很高兴我做到了。我的先锋观更多体现在持续的逆向思维和追求反常规语言的写作，它们在把我带往诗歌艺术的崭新领域的同时也一次次把我带往远离世俗趣味的极端之地。我的人生也因此离开众人之道，旁逸斜出。布罗斯基说“要改变生活，先改变语言”，我的人生真像是他此话的注解。
“先锋诗人应该在对诗歌的普及上走在前面”是我2003年接受广西《少年时代》杂志“名人B面”专栏采访时说的，编刊办报举办诗歌活动等一切与诗歌传播有关的行为都是一种普及，而在任何场合均维护诗歌的尊严、为诗歌说话则是每个诗人都能做到的便利而有效的普及方式。
王西平：高手写诗，看不出“比喻”的痕迹。就拿你的长诗《轮回碑》来说吧，第一句，“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石头的胎儿/ 企图接近松脂和乳剂混装箱”，至少有两处比喻吧，但其隐藏之深需要拿出儿时“找异同”的眼力去发现，在你的诗歌写作中，排斥“……好像……”，或“……似乎……”的句式吗？
安琪：哈你眼光很毒，第一句直接用肯定句式表达了比喻，也就是汽船浓烟的形状像胸脯一样；第二句偏正结构“石头的胎儿”其实隐含着“石头的形状像胎儿”的比喻。在我狂热追求语言的陌生化效果的福建时期（2003年以前）我是排斥明显的比喻句式如“……好像……”或“……似乎……”，我觉得那很老很傻。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该怎样就怎样。可能又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吧。
王西平：最近读到你的新作《夕晖园记事》，我不好判断这是组诗还是长诗，一开始你日常的经验在起作用，长短句式节奏明快，内在气息拉得很好，读来令人大快。但到了最后，有这么两三节似乎有所“失控”，连排式的长句像重型的机器向读者砸来。我是说，当整个作品在超越了纯粹的认知时，你是如何驾驭它的“气息”和“诗场”的？
安琪：不得不再说一遍你眼光很毒，这首应该称之为组诗为宜，它每一首诗的灵感均来源于“夕晖园”的人/事感受，其中1——14完成于同一天即2010年8月14日，15——26则是此前零星写就的短诗被我拿来“旧诗重用”的。它们的“气息”和“诗场”自然不一样，出现你所说的“失控”也就难免。如前所述，我的写作全凭状态而非构思，也就不存在驾驭的说法，也就是，我的写作属于自然生成而非后天栽培，若读者有心就将发现，我迄今的作品全然不似一人所为，这就是状态写作的依据。
王西平：大诗是印度人对史诗的称谓。当代汉语诗中海子是大诗的倡导者，海子在他的《诗学，一份提纲》中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理想结合的大诗。”除此之外，昌耀也是一个大诗观念者。你心目中的大诗是什么样的？你将自己定位为“大诗的作者”，是不是要成为像海子、昌耀那样为诗殉身的人呢？
安琪：我写于1999年的大诗观依然是我现在的大诗观——
“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
成为大诗的作者是有前提的——被诗神命中。
成为海子和昌耀也是有前提的——被永恒命中。
我有此资格吗？
王西平：爱伦·坡认为，长诗是不存在的，就连《失乐园》那样的长诗，不过是一系列的短诗的组合，是真正好诗与平庸段落的交替。你如何看待长诗？
安琪：长诗肯定会说，爱伦·坡是不存在的。在我看来，长诗写作才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最终检验，叶橹教授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在长诗创作上孜孜以求，内心充满的必是形而上的果敢亦即宏大高远的历史抱负。如果说，短诗创作可以凭借瞬间灵感闪现一蹴而就的话，长诗写作则无此种可能，它与一个人的呼吸长短、精神气脉、血质底蕴有关，与一个人认识世界、经历生活、丰富内心有关。我热爱长诗！
王西平：你说过你希望有一天能够借助小说这种文体把生命中令你手足无措的经历化掉，难道诗歌不足以表露你生命中的全部吗？
安琪：诗歌说出了“我”的冰山一角但说不出“我”何以是“我”的底座。我希望我具备写作小说的能力。
王西平：你表示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所谓的“某个时段”有特指吗？“无限地接近”是不是意味着永远无法接近呢？除了你，在中国谁最接近杜拉斯？
安琪：那个时段就是我长诗写作疯狂状态的1999——2001年。杜拉斯是所有优秀女人的梦想和尽其可能的可能，但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我想，李银河和洪晃，应该比较接近杜拉斯吧。
王西平：就你个人而言，精神流浪和行为流浪，更关注哪一个？你认为流浪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呢？
安琪：我更关注并佩服行为流浪，这是需要付出身心成本的。流浪的人首先要有豁出此生此身的勇气否则很难在俗世的挤压下保持平衡的心态。
王西平：据说你对韩寒敬佩不已，那么如何评价他的《独唱团》呢？韩寒对你有过评价吗？
安琪：我没细读《独唱团》但我相信韩寒做的刊物肯定不差。克尔凯戈尔说，一个人长成一个人是人类最高的事业。韩寒从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出道至今的每一步，都是在往一个人的方向上长。中国有一个韩寒，就有一份良心在，有十个韩寒，就有十份良心。我们没法成为韩寒，但至少应该向韩寒致敬！韩寒粉丝众多，他不可能一一知道并评价粉丝的，这有什么关系呢？
王西平：时下“新红颜”被炒得火热，引起了广泛关注，也赢得了不少人的拥护，但也有泼冷水的，前不久李之平对“新红颜”命名与提倡者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潘洗尘也表达了他“不认可不看好”的观点，据说新一届的青春诗会上，张清华也对“新红颜”作了批判。作为女性写作者，你如何看待“新红颜”命名呢？
安琪：我因为做过“中间代”概念知道其中的甘苦，大凡牵头做事的都有他/她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也都在切实地付出行动和努力，至于事情的发展是否如愿以偿则要听由事情本身的逻辑，有时也难免会顾此失彼，“新红颜”应该就是如此。它顾到了博客时代的红颜却忽视了更多的男颜，它顾到了“红颜”之对女性的赞美却忘了“红颜”本身含有的“被看”的性别歧视指向。但不管怎样，每个人都有做事的自由，更何况这事还是诗事。我想我们不妨洒脱一点，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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