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运：“一匹披着羊皮的狼”
——中间代诗人访谈系列
时间：2005年11月11日
地点：北京海淀VS山东菏泽
提问：安琪
形式：网络信件
安琪（以下简称安）：首先恭喜你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的话题先从博士谈起，在你看来，博士意味着什么？
赵思运（以下简称赵）：谢谢谢谢。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在意料之中的。拿到博士意味着我要从紧张而充实的一段生活中走出来，再次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给社会。当年我为了逃避社会而迈进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如今必须要再度回到社会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重复，难道真的会是那些持历史进化论者所说的螺旋式上升吗？还是继续与社会上的一套规则对峙下去？当然，博士学位不仅仅标志着我在学术上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会使我在一些价值理念上更加坚定。
安：我在《异质混成的诗歌写作——谈谈几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间代诗人》里说你：“实实一个学院派，他的诗却实实一个反学院写作，赵思运可谓深得学院精髓，可谓扛着知识反知识的典范。”格式说你是“举着红旗反红旗”。请说说你的学院出身和逆反思维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赵：我先澄清一对概念：学院出身的诗人与学院派诗人。学院出身的诗人，是很庞杂的一个概念，凡是受过正规的高校教育的诗人，都可以属于这个范围。而学院派诗人往往特指那些比较讲究技巧、知识、和智性的诗人，是一个风格化的概念。千万不要把两个概念混到一起。现在诗坛流行贴标签，某某是什么流派，某某是什么道路。其实好诗就是好诗，写出好诗来就是好诗人。我出身学院，从小学读到博士，期间工作也是一直在高校教书。但这仅仅是我的出身而已，和我的诗歌创作类型没有必然联系。伊沙、沈浩波不也是学院出身吗？徐江不也是吗？他们都是口语诗歌成绩非常凸显的，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徐江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丝毫不亚于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诗人。我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学术训练和诗歌写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臧棣说“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如果说我的学术训练是正规的路子，那么，我的诗歌写作却是野路子。我最不喜欢戴套子和框子。我总是显得很反叛、很另类。我写的诗总是具有很强的另类色彩、实验色彩。这与我对艺术的理解有关。我的写作所披露的是生活中被遮蔽的部分、被遗漏的部分、不为人所知的阴影部分。我的学院身份和反学院诗歌路向，使我成为“披着羊皮的狼”，我属羊，但是内在的狼性十足。
安：你这种反叛气质与另类气质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是否与你的生活经历有关？
赵：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为我自己的。大概由于压抑的生存环境吧？在别人的眼里，我一直是个好孩子，但是我对一切都好像感到非常压抑，感到格格不入。在小学一年级时，由于我父母在村里受到了委屈，我便偷偷地写了大字报，打算贴出去。我是流着泪写的。虽然最终没有勇气贴出来，但是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我最初知道文字都是从灵魂里发芽成长出来的。1985年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开始发表小说，其实也就是写那些不像中学生作文模式的作文。我最讨厌语文课和考试的议论文。我用语文课的时间写小说，写诗。对我来说，诗歌一开始是我个人青春期私秘的宣泄，后来我认为诗歌是一种基于个人愉悦与责任的自觉自愿的书写行为。不过，一开始我写的诗就与众不同。我偷偷写的诗总是被我同桌“修改”，他特别喜欢在我诗歌后面加上“啊……”之类的抒情。恶心死我。我当时就对流行的诗歌模式予以高度警惕。我以后的诗歌显得另类与实验色彩很强，可能与此有关。
安：看来你的诗龄已经很长了。那么，九十年代不见你在场，你去哪里了？
赵：九十年代我一直在写自己的东西，但是写得很幼稚，我把自己写的诗歌整理了好几本，但是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不到十分之一。我那时的东西几乎全部是私人的独语，是个人灵魂的对话与反刍，没有与外界交流过。与其他的中间代诗人大多在90年代已经成熟不同，我在那时还处在默默的生长期。
安：这样看来，你是属于比较晚熟型的，我记得当初是在第三说诗歌论坛上发现你的，当时我正在大肆进行中间代征稿活动，你的一组《毛泽东语录》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发贴要你给真名，这才把你揪了出来。没有网络和中间代事件，可能你的出场还要慢些。
赵：是的，是网络，特别是诗歌论坛激活了我。我一向对主流诗歌刊物持警惕心理，我不喜欢那种太像诗的诗。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东西刚一贴到网络上，就被大家所注意。网络上的一些诗友虽然不会对我的写作构成一种尺度，但是他们不同的风格构成对我诗歌写作的实质性侵入，使我抛弃普遍的“太像诗”的写作套路，去重新发现并光大自己非常规的一面。
安：请谈谈《毛泽东语录》的创作缘由吗？它的意义何在？
赵：最初是我在一家思想文化论坛上看到了毛泽东的一些怪话集萃，如此集中的怪话让人确实觉得好玩，我的朋友都哈哈大笑。但是我又总觉得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意味，应该想办法释放出来。我构思了几种方式，都不满意。后来，我干脆原样照搬，只是分分行而已。类似装置艺术。我之所以一字不动，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毛泽东的说话胸襟与语境，还原得越到位，他自身解构的力量就越彻底，我们的精神姿势就越高。我也没有想到这组《毛泽东语录》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先后被一些民刊比如《大陆》（上海）、《无限制写作》（江西）、《低诗歌运动》（广东）等收录，并且进入一些重要选本，如《诗选刊》节选了8首，林贤治等主编的《2004：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节选了5首。在我之后，又有几位诗人编写了《瞿秋白语录》、《鲁迅语录》等。《毛泽东语录》是我的一次性实验，正像伊沙的《结结巴巴》一样，是不可复制的。我自己也不会再重复这种把戏了，尽管我很看重这组改写的诗歌。反讽手法人们玩得多了，玩不出花样了，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洞察历史的睿智。
安：如你所说，这是一次性的行为艺术装置，是不可复制的，那些后来跟风写种种语录的人都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没有原创也就罢了，还模仿别人的创意那简直就是让人遗憾至极。《毛泽东语录》之后你又写了《毛主席死了》，在诗生活网你的专栏“我的黑皮书”里，一方面广被激赏，另一方面被骂得狗血喷头，原因何在？
赵：这首诗是写得油滑了一些，但是里面的内容很真诚。可以说是寓庄于谐。评论家马知遥和邵子华对它有比较准备的理解。邵子华在《阳光，在云层的背后燃烧》一文里说：“这首诗并非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诗中的‘毛主席’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具有无边的法力，它可以不容置疑地剥夺任何人的命名权。它不断释放出来的气息凝结成浓重的黑雾，笼罩在人们的头上。这有点像别里科夫居住的那个城市：人们被一个无形的套子包裹着，不敢思想，不敢大声说话。这是一种思想的禁锢，是对人的精神的专制。当‘毛主席’成为一个专用符号的时候，就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失去了应当拥有的权力。这个事实在上个世纪曾经长期存在，而且人们都习以为常。……在这首诗中，“毛主席死了”也是对思想彻底解放的热切的呼唤。当然，这首诗所写的几个阶段也可以作为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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