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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运:“一匹披着羊皮的狼”(2)

2012-12-06 09:5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安琪 阅读

  安:很多人都注意到你写作中的反讽风格,反讽是不是你的主导风格?这种风格会不会使你的创作产生潜在的危险,会不会失去丰富性?

  赵:如果说风格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那么我还没有形成风格;如果风格是一个诗人死亡的标志,那么,我或许还有发展的空间。我的写作路向一直没有定型,仍然在摸索期。《毛泽东语录》、《毛主席死了》等是一个侧面。《赵老三的一生》等一类的诗,是我触摸现实的结果。《木樨》、《开会纪事》、《关于政治与性及其他》、《观察一个人吃香蕉》等体现了我对历史深度介入的一种企图。而最多的作品还是我灵魂原生态的一种展示,不求有多大的价值,更多的是自我安慰。从我自身的特点来看,我还是更看重深度抒写的。晓音读过我的一些诗,说是像文人诗。她看到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
  
  安:在19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是中国先锋诗歌的圣地之一。你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硕、读博,有没有感受到某种诗歌传统性的东西?

  赵:1980年代上海确实是中国先锋诗歌的主要阵地,华东师范大学有宋琳等人的《盲流》、上海师范大学有默默等人的《撒娇》,还有郁郁的《大陆》、海岸等人的《喂》,都是非常著名的诗歌民刊。1980年代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中国大陆首屈一指,有人统计,皇家刊物《文学评论》(当时是刘再复主编,《文学评论》和《人民文学》、《诗刊》三家皇家刊物全方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开放姿态)接近一半文章出于华东师大中文系之手。华东师大是前卫诗人、先锋小说家、新锐评论家的摇篮。宋琳、师涛、余弦、刘波等前卫诗人群,格非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群,宋耀良、李劼、夏中义、王晓明等新锐评论家群,更有张闳、朱大可、张柠、胡河清、毛尖等后起之秀。80年代被称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黄金时代”。虽有90年代前期的“白银时代”,但是,由于人才的陆续离开,目前普遍认为曾经繁荣的华东师大正在逐渐暗淡下去。

  我1996年到华东师大读文艺学硕士学位,确实是带着朝圣的心理去的。但是,除了夏中义先生构成我生命的亮点之外,我对华东师大是很失望的。探询夏雨诗社的遗迹,寻究《盲流》的去向,得到的是漠然的表情。传说中的80年代的激情、诗性、自由精神已荡然无存。据说华师大有个“气场”,来到这里的人,无论做学术还是创作,都会产生旺盛的创造力。2002年我再次来到华东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所幸的是,我还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华师大些微的“地气”,毕竟,这里曾是一片诗意盎然之地。我还能够记住2004年冬天我在看碟片《死亡诗社》时的激动,为电影中的诗歌老师基廷那独特的反常规教学思路而激动。昨天我看到华东师大毕业、现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张闳的回忆录《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见《大学人文》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他说到:“当时对华东师大前卫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三部电影:《死亡诗社》、《迷墙》、《放大》。”我忽然想到,我的心理已悄悄地在灵魂深处埋下了华东师大的诗性基因。2002——2005,是我一生非常重要的阶段。当铭记之。
  
  安:你的导师夏中义先生是搞文艺理论的,这对你的诗歌写作和研究有没有矛盾?这会不会影响到你今后学术道路的选择?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赵:我的导师夏中义先生,我师从他从事20世纪中国文论史案研究。他不是诗人,我们从来没有交流过诗歌。但是他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非常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感觉,强调人文关怀。治学尤其是文学研究,他特别强调“诗”、“思”、“史”的完美统一。这都在根本上给了我诗歌写作和研究以巨大的启示,甚至影响到我对诗歌的根本看法。他的理论文体与众不同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文字非常有生命感悟和诗性,这在理工科出身的学术界的人士看来,并不是经典学术,因为,在他们眼里,学术应该是纯粹概念的演绎,却不知道,人文学术尤其是文学研究、思想史研究,非常需要把自己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和价值立场放进去。虽然我师从夏先生的是文艺理论研究,但是专业和我的诗歌写作和评论,是根本相通的。

  至于我今后的打算,我会以20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思想史作为主攻方向,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诗歌则是我生命的呼吸。我的野心是做一名人文学者,诗歌是我生命的必需,但我绝对不会把它作为职业性的东西。学术研究体现我生命的理性状态,而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是我生命的感性状态。学术代表着我认识生命的深度,诗歌代表着我体验生命的宽度。我争取使我的生命理性和生命感性平衡起来。因此,我的诗歌评论也不是严谨的学术思路,而是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也就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我会选择我比较认同的诗歌文本或诗人,做同情式阅读,也因此我不喜欢在诗坛上闹来闹去、斗来斗去的。读诗是我个人的事情,评诗也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也不会以所谓的评论家的角色去评论诗,更多的是,我愿意做一个最私人意义的、最普通的诗歌读者。
  
  安:2004年,你编著出版了《现代诗歌阅读》,它是否体现了你的某种诗歌理想,你的诗歌理想又是什么?

  赵:那本小书怎么能够体现我的诗歌理想呢?那是我硕士时的班主任倪文尖老师主编的新课标高中语文学本的选修课本之一。《现代诗歌阅读》是我独立编著的。它侧重于对新诗阅读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对新诗有一个基本的框架性理解。是个通俗读物,当然,对于中学生朋友来讲还是过深了点,在大学生群体里倒有一定的读者。因为是普及性读物,根本无法体现所谓的诗歌理想。什么是我的诗歌理想?我说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诗歌指向诗人个体灵魂体验的敞开,而个人灵魂的某些线条的型又叠合着他人的生命经验;诗是只指人心的,而不是玄学的、修辞的;诗歌既瞬间抵达读者的灵魂,又有诗意和哲思的延宕效果;最终,诗歌应该成为恢复人性的丰富性与充盈性的载体。
  
  安:请说说你对中间代或《中间代诗全集》的看法。

  赵:“中间代”的提出是一个诗歌事件。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现象,被你和黄礼孩、远村等提出来并做成了,使一部分被埋没的诗人和一些诗歌新人得以呈现出来。如何命名不是重要的,但是命名本身却是必须的。中间代是一个正在行走着的群体,或者说是一个“场”。她的分子会一直处在不断的分化中。关于她的未来,我很难像算命先生一样预测。也许他们会被时间改变得面目全非,也许会坚定地在诗路上行走着。当后人回眸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可能是只留下一个“中间代”的概念,因为她的成员会有可能流失到诗歌界之外,也可能划属其他的群体。幸亏你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诗歌活动家。你想想,如果你仅仅是一个诗歌活动家的话,你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安琪也就不是安琪了——如果是没有诗才的安琪,怎么有能力召唤出来一个“中间代”呢?
  
  安:谢谢你对我诗歌的理解和信任!中间代已经独立于任何个体了,只有创作本身才是我的。祝我们都创作丰收吧。

  赵:彼此彼此。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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