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有故乡的人(2)

　　诗人应该有点正义感和庄严感
　　
　　问：你在一篇文章里写到，风格和身体有密切关系，胖子的诗沉重，瘦子的诗轻盈，我想这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吧，那么像您这样“饮酒伤肝的人”写出来的诗是什么样的呢？
　　朵：是，感性的认识，或一个好玩的说法而已。诗人的很多说法都是如此，看着好玩，但没什么道理。诗人有时候不必太讲道理。一个饮酒伤肝的人大概是写不出大醉的诗了，真是遗憾。肝不好，但心还在。我是最讨厌没心肝的诗。
　　
　　问：在《诗歌现场》编辑的过程中，你也会突然产生一丝动摇：“我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它值得我和朋友们坚持做下去？我是否过分使用了权力？当最初的热情逐渐丧失，新鲜的感觉并未如期到来，而更广阔的前景依然渺茫时，我们该如何继续下去？”那么您能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吗？
　　朵：现在可以回答了。答案就是：是的。是的。是的。坚持吧。
　　
　　问：有人称人们对生存主义的关注是社会焦虑感的晴雨表。社会学家理查德·米切尔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关注是对现代社会生活压力的反应。如果这种说法没错，那毫无疑问，社会焦虑感正在攀升。从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甲型流感到恐怖主义，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足够让任何人感到忧虑。我记得您也曾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忧虑感，认为“坐汽车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坐火车至少也要卧铺，最好是坐飞机直接到那。”那么这种忧虑来源于个人身体或精神的内部，还是来源于现代社会的对自我的心里映射？
　　朵：我谈的是我自己的身体，你谈的是当代人的精神危机，两个问题不搭界，很难放在一起谈。人类自古就有对付生存的智慧，面对当下的危机，我们不妨向古人咨询一下。这虽然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情”，焦虑感是不同的。美国人的恐怖主义不是中国人的恐怖主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恐怖主义。我反对将我们自己的问题“全球化”。要说社会焦虑感，美国人可能跟“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甲型流感、恐怖主义”有关，但一个中国人，他首先感到的可能不是气候变化，而是吃喝拉撒睡。“昨天王主任说他家的花瓶坏了，是不是在暗示我买一个送给他？”中国人的焦虑感很具体。为什么会有这么具体的焦虑感？因为我们的生活空间里充满了权力之手，充满了控制、规训和惩罚。一句话：不自由。
　　
　　问：现在很多人开始思考，如何在灾难来临时保护自己和家人，这种思潮中，“有备族”诞生了。那么诗人应该如何去应对呢？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诗歌的力量有多大？假设2010年真是世界末日，那么人类之前所有的价值是不是将化为乌有或重新评估？包括您和与您的诗歌，要想达到“留给后世”欲望必然是化为泡影？想到这一点，不觉得悲哀吗？
　　朵：呵呵这个问题有些无厘头。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信奉夫子的说法。做好此世的事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行了。至于彼界的事情，我现在还没有这种心灵的需求。并非存而不论，是真的没需求。也许以后我也需要一个彼岸，需要一个神界，需要一种灵上的安慰，那就以后再说。我对自己的诗作也没有“留给后世”的欲望，我说过，我的愿望就是，年迈之际，在膝头放上一本薄薄的诗集，里面的诗作还算满意，就很幸福了。
　　
　　问：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曾经在酒席间，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介绍一位诗人说：“这是著名诗人某某人”，没想到这位诗人当场就急了，大骂道：“孙子才是诗人呢！”感觉像个笑话，但让人深思，我记得杨黎曾经在接受您的采访时表示自己非常害怕别人说他是一个诗人，在他看来，“因为，别人所理解的诗人，都是先前的诗人：有点疯，也有点脏。像个傻逼。”对此，您有什么感受或看法？面对诗人的“卑微”和遗失的“自尊”，您认为该如何挽回或应对呢？
　　朵：我感到很悲哀。你如果连自己是个诗人都不敢承认的话，你还写什么诗呢？一个被称作诗人的人，他应该有勇气承担起“诗人”的全部光荣和卑微。我愿意承担起李白意义上的诗人之名，也愿意承担起我的朋友曾德旷意义上的诗人之名，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区别。我相信杨黎绝不会讳言自己的诗人之名，他大概是想为诗人之名做一些辩驳。我在任何场合都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诗人。你在一个老板面前说我是青年诗人朵渔，我点头称是；你在一位官员面前称我是著名诗人朵渔，我也点头称是。为什么“孙子才是诗人”呢？老子也可以是诗人。诗人应该有点正义感和庄严感，不要搞得自己像个小丑或低人一等。当然诗人也并不就高人一等。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位绝好的诗人，做生意发财了，到处被人称作“×总”。他告诉我说，他是多么希望别人称他为诗人啊！现实就是这么荒诞，诗人不应该跟着荒诞下去。
　　
　　问：前不久，您的长诗《高启武传》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9年度诗人奖，那么这首诗是不是正如授奖辞中所说的那样，“尊敬个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精神对决”？这种“对决”，是不是跟您日常中的个性有关？当然了，除了“对决”，您觉得还有什么？
　　朵：“对决”一词有点严重了，我觉得“对峙”可能更合适吧。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是一个轻易就跟人“对决”的人，但我有我自己的底线，这底线由最基本的良知划定。隔着底线，我可以与任何人形成对峙——假如你突破了这底线，那就对决吧。
　　
　　问：“他坚守自由、真实的言说伦理，凝视个体内部的黑暗”我不知道授奖辞是谁写的，但肯定不是您自己写的。我要问的是，这种被称之为“个体内部的黑暗”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有“黑暗”，是不是由“向下的，有重量”的事物造成的？
　　朵：如果我知道这授奖辞是谁写的，我会去问问他“个体内部的黑暗”到底是指什么。不过我真有自我的“黑暗”，我写过一篇小文——《我的内心一团黑暗》，表达过这种感受。我看到很多人依然对黑暗觉得羞耻，他们试图掩藏而不是驱除或面对这团黑暗，他们将承担、道义、良知、自由、丰盈、人性、宽阔、热爱、唤醒、理想……这些美丽的大词覆盖在黑暗之上，于是世界又重新显得熠熠生辉，生活变得媚俗而漂亮！我烦透了这种平庸的说教。
　　
　　问：有人认为，口语诗大家都懂，这就是一种堕落。于坚说过，现在“不是诗歌在疏远大众，而是大众在堕落。”您认为到底是谁在堕落呢？
　　朵：大家都懂的就是一种堕落？谁说的？太有才了。那是不是大家都不懂的就是一种高尚呢？写得让人懂怎么就不对了呢？诗人写诗，大概还是愿意有知音的吧，音而不让人知，太奇怪的逻辑。而且我也不觉得有“口语诗”这回事。口语的才是先锋的，先锋的才是现代的，现代的才是牛逼的……这些说辞也只是一种自辩而已。老于那句话大概也是有语境的吧。诗歌和大众疏远了，某种意义上说是诗人在埋头精进，大众陷溺在物质的泥沼里不能自拔。这说法太轻巧了。谁是大众？谁承认自己是大众？你随便问一个人，他对自己喜欢或不喜欢诗歌都有自己正当的理由。你说谁堕落？如此说来，诗歌与大众的疏离，诗人和大众都有责任。不是一方在堕落，而是彼此在疏离。一方面在疏离，一方面又在渴望着自己的读者，诗人这不是有病吗？需要读者的，你就去寻找自己的读者；不需要读者的，你尽可独自走下去，也没关系。期期艾艾的，没意思。怨谁呢？
　　
　　问：下半身到底是什么？作为命名者，您的诗一向略微倾向于个体的高雅以及与历史精神的融合，这是不是意味着您“行动”没有很好地实践您的“口令”的呢？
　　朵：我把回答另一个访谈的几句话粘贴在这里。这个话题我被问到过太多次了，想再换个说法已经很困难。我知道很多人对我的“下半身”背景感到困惑。如果下半身就是指性的话，我的确是“最不下半身”的。但下半身并不就是性。我在参与之初写过几篇文章，基本意思就是：下半身并不指向裆部，而是下部；下半身是一种行动的诗，一种解放的诗，因此也是一种自由的诗。我们这个国家，很久以来已经没有身体了，或身体被层层包裹，变成了无性的、体制化的、统一的、僵尸化的了。要解放个人，必须先解放身体。而身体的解放同时带来的也是精神的解放。为什么“下半身”不能登“大雅之堂”？什么是“大雅之堂”？你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度真的还存在什么“大雅之堂”吗？我们提倡自由的、狂欢的、性感的、湿漉漉的、冒犯的写作，就是对那个虚伪的“大雅之堂”尽情嘲弄。十年来，我个人的写作其实一直是沿着“行动的、解放的、自由的”这一逻辑慢慢展开的。“下半身”对我就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开端。我的有些朋友“性”得很肆意，比如沈浩波，我对他的行为充满敬意，没有他那种恣意的冒犯，“下半身”的冲击力肯定要大打折扣。他后来的写作也在转向更为广阔的现实层面，和对内心的尊重。这其实是一种很清晰的逻辑，一点也不突兀。
　　
　　问：您是农民的儿子，那您的儿子又是知识分子的儿子，那么要想让您的孩子直接从您的父辈那里承启点什么，是不是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导致“他的童年无忧复无奈”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在孩子身上您试图做过拯救的努力了吗？
　　朵：我的父母是农民，但不能反过来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因为这很容易让我想起“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是“知识分子的儿子”，他只是我的儿子。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多糟糕的东西，因此我不愿再让我的儿子继续继承下去。我希望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比我活得快乐、精彩。他的无奈来自现行的学校教育，这种非人的、正在吞噬一代代新人的学校教育让人绝望。我也想努力为他做点什么，如果我说我的努力真的有成效，那我也未免太轻视现行教育的恐怖程度了。
　　
　　问：有人认为最好的教育在中国，最差的教育也是在中国，您怎么看？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有钱了都将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您能谈谈这其中的利弊吗？如果条件允许，您会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读书吗？
　　朵：中国的学校教育肯定不是最好，也未必是最差，但肯定是最变态的。如果我有钱，我也会送孩子去国外。谁不想过人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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