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汉李亚伟的诗（食）色人生(2)

　　诗歌与观点
　　
　　王西平：20世纪80年代末，文学批评界曾对中国现代派文学的真伪问题有过热烈的争辩，在这种“偏颇和混乱”之中，您较早地懂得了在诗中玩现代派，那么哪些书或事件对您的“现代派意识”有直接的影响？
　　李亚伟：记得大学时就看到过一些外国现代派作品。但真正在意识上有感觉，是在尝试了一段时间所谓现代派写作的过程中。阅读是那时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在80年代读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我觉得真正的影响是我们的同伴，是80年代一起写诗的朋友，可以说，我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在后来很快、完全地超过了阅读的影响。
　　
　　王西平：1986年以后，“莽汉”们宣告解散，是不是意味着莽汉诗歌流派的终结？“又瞎搞又幽默”，当时在“外人”看来“莽汉”是不是就是一场由一批玩世不恭的非主流文人发动的“闹剧”？
　　李亚伟：与朦胧诗决裂，反抗传统，终结“莽汉”我建议可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动作，合乎“莽汉”这帮人的个性，就我所知，现在，“莽汉”中没有一个人还想继续当莽汉、写莽汉诗。莽汉们都愿意往别处去，不管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方向，只是不想呆在原地，那是坐牢。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古人一辈子写一种诗还可以，因为那会儿时空缓慢宁静，幸福和美走得非常慢。而现在还一辈子写一种风格的诗，我们感觉是在诗歌里劳改。不过，莽汉诗在当时虽然主流媒体不敢发表，但没有人认为是闹剧。相反，它非常地吸引人、非常地有冲击力。
　　
　　王西平：每一个诗人都会给自己先设定一个写诗的场景，然后将所有的诗歌行为置入到这种场景中，从而形成一个有别于现实场景的虚构体，比如李白的酒，苏轼的宫阙，王小妮的月光等，而您号称在天上“写诗”，在人间生活，您的天上只有两季，即初夏和初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季节写诗呢？这种由您自己构建的“天”，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亚伟：其实，这和你提到的上述诗人一样，我个人认为，很多诗人写作时都会把自己置身于某一场景，至少，你会拒绝掉琐碎和很多非诗歌的东东，你写起来很悠哉，有比写作琐碎诗歌更舒服的写作感觉。这也是莽汉诗人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诗歌是天上的（精神上的），人又不是鸟，用不着天天飞，如果天天飞又飞不起来，那只是很勤劳，勤劳久了觉得自己真是鸟了，也不好啊。人是人间的，多数时候在地上走，但初夏和初冬经常是我不想踏踏实实做人的时候，气候也非常适合飞起来。好像，精神病也最容易在这样的节气里犯，嘿。
　　
　　王西平：九十年代后，您开始写有关历史和地理的长诗，题材涉及“厚重”，追求生命原生态的方式也有了变化，看似姿态“回归”传统，骨子里仍带着一股“莽汉”余息，那么您是如何评介“莽汉”之后的诗歌创作的？
　　李亚伟：我对自己和别人的诗歌都只有好诗和差诗两种评价，没有别的说法。你说的“莽汉”余息，可能是藏也藏不住、改也改不了的个人风格，我写作的主要动机常常是希望布局一种新风格，让它成熟，用来灭掉旧的。可能从写诗开始我就是这样，对朋友的写作也是如此希望。老是说，想看新的，不想看老一套。新的不是指刚写出来的，是指样式、内容、风格集合成了某种阵势，正要干掉或已经干掉了前面的写作。
　　
　　王西平：现代意义上的好诗标准一直是诗歌界长期争论、纠缠不清的难题，有人认为好诗没有标准，可有人却认为有标准，甚至认为好的和认为不好的，观点截然相反，对此您怎么看待？据说您目前才总共写了不过二三百首诗，可有人一年写的量就超过了您，如果从二者中挑好诗的话，有没有绝对和相对的可能性呢？
　　李亚伟：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但肯定有大范围的共同标准。在我们争论诗歌标准的时候最好让自己挑出小圈子，站远点看，看看当年李白和杜甫，欣赏的人并不多，长安城里大部分诗人确实围着一个个圈子彼此哄抬，诗人讨论标准或强调标准，几乎是不自信时干的力气活。
　　
　　王西平：诗人苏非舒曾经与艺术家黄岩策划了“创造在中国／07全球首届中国汉语诗歌诗人作品手稿拍卖”活动，令人吃惊的是您的《中文系》拍得了110万元的高价，于是有人高呼“诗人不再挨饿”，也有人悲观“中国诗歌疯了”，作为当事人，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李亚伟：每个行业都有挨饿的人，都太把诗人当回事儿了。民工中了彩票就没媒体去说民工不再挨饿，很多家伙以为诗人就该挨饿，不知是读诗时吃着了什么怪药，也不想想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穆旦、莎士比亚、普希金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一边写诗一边饿得东倒西歪的。
　　
　　王西平：整体而言，您认为当下中国诗人生存的境况是什么样的？您面对什么样的人会去主动施舍？当一个诗人穷图末路的时候，自杀是不是成为了唯一的出口？
　　李亚伟：首先，诗人不会因为自己是诗人玩自杀。就我所知，中国农民阶层自杀的比例一直都是最高的，而在这个阶层中，自杀行为又更多的发生在妇女等最弱势的群体。其实，自杀者是因为他那会儿遇到了难题，而这些难题往往是精神或现实给予他的，他那会儿精神、身体、生活上很弱势。中国的诗歌界常常太把自己当把夜壶了，连自杀都想和诗歌攀上表亲。我认为诗人自杀不能单独列出来炒作，他那会儿的绝对处境和含冤的民工、病痛的农妇以及抑郁症患者是一样的，只恨社会、医学和人性不能解决。
　　
　　王西平：给年轻人点建议吧，比如如何掂量诗歌在生活中的“重”与“轻”？如果现在有人模仿您当年的诗歌行径，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李亚伟：生活重、诗歌轻，但都很美。我当年的行为在其他行业也不少见，教师、军人、商人甚至搞科学的人里面也不少，那些行为和诗歌关系不是充要的，那是性格和年龄，所以，如果现在小伙子们那样干，并不是模仿我，那是因为他们是年龄的花朵。如果年龄老大不小了还那么干，那真得瑟。
　　
　　生活与梦想
　　
　　王西平：据说您的行踪不定，在北京当书商，在成都开饭馆，在香格里拉开客栈，而老婆孩子在重庆，比较一下您在成都、重庆、北京、三地的生活。
　　李亚伟：上述地方都有各自很棒的方面，我都很喜欢，但都呆不久。我常想，我喜爱的地方太多了，活几千岁都不够我去那些地方扎扎实实生活。我常想，如果我真有很多世，我就会挨个儿挑地方稳稳重重地劳动和生活。
　　
　　王西平：您觉得自己光宗耀祖了吗？自古有“子承父业”一说，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承”您哪方面的“业”？
　　李亚伟：不觉得自己光宗耀祖，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今后回到祖先那里去后，能见到他们。如今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未来，谁都不能去提前设计。
　　
　　王西平：您最近在忙什么？今后有什么打算，比如投资动机啊，写作计划什么的。
　　李亚伟：最近是旅游和写作，也许不久要开一家出版公司。
　　
　　王西平：试想一下，如果这辈子不写诗，您还能“上天”谋生吗？如果您不上大学，还会去做干什么？
　　李亚伟：我爷爷做过军人和商人，写诗，我父亲一辈子在银行干，写诗、折腾书法。我也教过书，经过商，也写诗，但如果我不上师范学院，我就可能不会有做教师的人生经历，我会去银行接父亲的班，或者干别的也行，当官从军曾经都是我的理想啊。我不会只写诗而什么都不干，写诗只是我的小部分时间，我愿意干很多事情。
　　
　　王西平：假设生命只有24小时了，您将作如何打算？如果下辈子有这些职业供您可挑：皇帝、诗人、杀手、战争犯、摇滚乐手、叫花子。您会选择哪一个？
　　李亚伟：和亲友们喝喝酒。下辈子能当皇帝最强(那是不可能的)，可那个时候恐怕要先找个时空恢复帝制，我喜欢帝制，也愿意在帝国里当老百姓，我不喜欢当今所谓的民主制度，我的浅见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民主制度是一个适合一拨急功近利者折腾的政体，不适合古老的地球，或者说，年迈的地球今后将不适合这类表演人的折腾。但你以上列举的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职业，我认为一个正常人须要较长时间从事一段养家糊口的职业。
　　
　　王西平：2007年，您来银川参加了一个诗歌节，谈谈对银川的印象吧，顺便再给宁夏诗歌提点建议。
　　李亚伟：银川是一个值得生活和喜爱的一个地方，整个宁夏都是。生命本质和文化历史都很深厚，这块地方，在我的历史视野中延续了很多内涵，这里不用多说。手抓羊肉一直是我心目中重要的美味，在我心中美食谱里排前几名。在灵武那位周副市长请我们吃的黄河鲤鱼也强烈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贺兰山口是宁夏的大美，是中国最文化的山口，是亚洲最古老的山口，也是世界文明最重要的山口。山口前那位西北美男黄山开的餐馆也给我留下了很棒的印象，记忆里始终不能消失。另外，西夏的那些过去的历史记忆我没去，那是我不敢用匆忙的时间轻率穿过的，那是我有意留着的美景。
　　
　　试题起草：2010年5月25日星期二晚上19时12分银川中雨转阵雨 11—19℃
　　交卷时间：2010年8月 14 日星期六成都雨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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