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前一段国内外的一些文学网站和诗学、社会学文章引用和推介了我的“尴尬的一代”的说法，我想这个命名目前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可了，这说明了这个命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当然“尴尬的一代”这一命名自身就具有尴尬和不得以而为之的属性。至于“纯棉写作”是我在《南方文坛》上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具有明显针对性的写作命名，针对的是工业时代和后社会主义时代生锈的、虚假的、重新“体制化”和被“征用”的诗歌写作现象而言的。真正的诗歌命名在我看来与标榜无关，而事实上自“朦胧诗”这个命名开始的三十年，中国的诗歌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准确有效的命名能力。只有李少君的“草根性”等极少数的诗歌命名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层面上产生了意义和影响。
问：70后是“清醒而困惑的一代，理想而务实的一代，守旧而背叛的一代，沉默而张扬的一代”，整体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被“打乱”的一代，因为对70后来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您认同我这种近似“无礼”的观点不？
答：非常认同你的看法。正是因为“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才导致了我这一代人的尴尬处境，而我能做的就是探询和追问这种处境背后的历史机制，考察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如何造成的。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诗人写出了令人艳羡的诗歌作品。
问：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曾表示，今天的许多诗都是用白话写出来的,许多诗实际都是散文诗，而且都是下等的散文。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白话——诗”？目前中国诗坛上，您认为哪些“假”需要去“打”？
答：“白话”甚至“口语”入诗的利弊和争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甚至它已经成为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一个“中国特色”。很多人没有理解诗歌中的口语和日常口语之间的界限和差异，我曾经说过“口语”诗歌写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隐喻化的诗歌写作。同时“口语”诗歌的很多重要文本甚至“经典性”文本都呈现了一次性的特征，是不能重复的，只有一个《有关大雁塔》，也只有一个《车过黄河》。而目前的伊沙只是在无限制地重复，他的“口语”已经死了。“口语”诗歌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言说机制和时代语境，脱离开这些机制和语境“口语”诗歌几乎难以成立，所以“口语”诗歌一定程度上是“附着”和“寄生”性的写作。我知道我的这个说法肯定会招致一些诗人的不满。现代诗坛的“假”太多了，不说也罢！
问：诗歌如何“深入当代”？
答：“深入当代”也就是深入自我，深入历史，深入时间，因为当代与历史、自我、生存都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深入当代”绝不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现实”和“苦难”的简单比附和迷恋，“深入当代”就意味着诗人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绝非沉溺于“当代”流行的题材圭臬和主流诗学的“招安”。“深入当代”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诗人的及物状态、盘诘姿态和对话的倾向。这种“深入当代”的话语方式与任何宏大话语、集团意识、道德神话、阶级符咒、题材圭臬无关，它所寻求的是一种伟大而持久的求真精神。
问：第一次读《红色末班车》，不看内容只看标题，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政治年代的最后红色火焰仍燎烤着那个叫霍俊明的少年时代红彤彤的胸膛，可是读完这首诗后，发现自己被迷惑了，原来这是一个30岁的男人，向时间、向爱情、向青春在内心发起了一场小小的战争……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肯定，但您绝对没有表达历史？
答：《红色末班车和》可以看作是一首“夹层”的诗歌，它既有现实，也有想象；既有个人也有历史。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有一个背景。那是在2004年左右，当时我对北京还怀着强烈的好奇和憧憬。当时我坐着一辆缓慢的巴士，透过车窗我看到尘土飞扬的路上，在很多人挤车的站点有一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子，她显得如此落落寡欢而又卓尔不群。她只在我的视线里停了几秒钟就消失了，但是她却刻在了我脑海里。而我诗歌中的“红色末班车”显然经过了我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在北京没有什么公交车是红色的，红色代表了我所经历过的政治年代的尾声和我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在我看来这个年代已经远去了，但是作为那个年代的人似乎又在挽留着什么，也在拒绝和否定着什么。而诗歌中那个挤上红色末班车的女孩还有留在原处的“我”都提供了某种空间吧，这个红色的末班车可以说代表了历史，也同时代表了爱情、时间和生命本身吧！
问：您喜欢在诗歌中使用“颜色”，除了“红色的末班车”，还有“黄寺大街”、“在深色的围栏上”、“绿色或红色的列车”、“绿色的普通快车”、“发黄的诗歌本”、“十里堡的红花袄”等，您认为诗歌有颜色吗？那么您自己的诗是什么色彩的？
答：我在近几年的诗歌写作中也意识到了自己诗歌中的语言和意象的“色彩”感，甚至这些各种各样的“色彩”成了我诗歌写作中必备的知识或某种指标。我不知道这种诗歌中的色彩感是否与我喜欢美术、受过半专业的美术训练有关，但是在现实中我能体会到我在一年四季和各个地方中是色彩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比如一位朋友的红花棉袄，一个紫色的披风，一件红色的风衣，一双咖啡色的高筒丝袜，一片火红的山叶，一汪碧玉般的清泉等等，它们在片刻中定格甚至放大。实际上我的很多诗歌都是在秋天或以秋天为背景进行写作的，我的很多诗作的色彩都是暖色调的。这也可能代表了我潜意识里的某种温暖的希冀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吧。
生 活
问：我想象中的您，应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在您严肃的外表之下，还多了几分忧郁……那么真实的您是什么样子的呢？
答：你的把握很准确，这可能就是来自诗人的敏锐和直觉啊！做一点简单的补充性的“自白”。首先我说一下我的“批评形象”和“现实形象”在其他的人中是怎样的。很多人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觉得现实中的我和那个写评论的“我”挂不上号。他们往往认为我生得应该非常高大、健壮和生猛，包括绿原、郑敏、牛汉他们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这么说。这种印象的误差肯定来自于他们对我文章的印象，因为我的一些批评文章有的是非常尖锐和激烈的，语言也较为具有激情、执拗和个性化。我承认我的性格里有“燕赵风骨”的因子，有时候我在批评文章中是不怕得罪人的。现在有一些诗人和批评同行在开会的时候躲着我，生怕我又发起挑战。也许是还存在些许的锋芒、真实和“看不惯”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肯定。记得几年前我在河北一所海滨城市的高校做兼职教授的时候，一个女生和我同行回北京。在火车上她好奇而惊讶的问我，“霍老师您怎么不爱说话啊？课堂上的您可是口若悬河啊！”生活中的我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甚至有时候会突然陷入孤独和虚无之中。我在28岁之前更多是孤独和沉默的状态。早在大学的时候，同班高大的女生递给我她单放机的耳机，里面播放的是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实际上那时候我非常享受自己的这种孤独状态。但我也是一个情绪化和比较性情的人，当面对合得来的人和朋友的时候，我是非常善于言辞的。确实面对能够谈心的人，我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也是一个合格的言说者。难怪诗人路也说我有时太像个“演说家”了。
问：渡边淳一曾提出：“在人际关系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钝感力，当受到领导批评，或者朋友之间意见不和，还有恋人或夫妻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些琐碎小事郁郁寡欢，而应该以积极开朗、从容淡定的态度对待生活。”您是如何处理“人”之间的关系的？您的人生态度是什么？
答：渡边淳一的这段建议的话实际上他自己也很难做到，而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更难。我在近些年确实淡化了琐事和一些单位的人事带给我的无谓的烦恼，在很多时候我也能够做到“淡定”。我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容忍朋友的缺陷甚至发生的矛盾，但是我对所谓的领导的批评我从来都不接受。因为我接触过的很多领导除了极个别的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代表了一种正确和居高临下的姿态。我对他们无比讨厌！即使他们偶尔“正确”，我也不屑一顾。对朋友我是一个无比宽容和令人放心的人，即使我的初恋女友H曾如此伤害过我，但我只把她看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而不是怨恨的一部分。她在高中毕业后经历车祸，右腿两次骨折，至今大腿内侧还留有当年钢钉的伤疤。我曾一次次坐几个小时的路到一个小镇的医院去看她，给她安慰和朗读诗歌。甚至在一个大年二十九的晚上，在漫天的风雪中我在医院里还给她无比温情地喂饭。当时我哥哥和表兄从邻居借了一辆“幸福125”摩托车顶着铺天盖地的雪到医院接我回家过年。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惦念着那个病床上的女孩，春节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1996年春节前同样一个大雪封路的一天我们分手，她在石家庄找了另一个男友，她想留在城市。我推着扎了轮胎的自行车在路上走着，那一刻是寒冷的。这只是记忆的一部分，希望我们不要再相见，这样更好。把一切留在记忆里吧！
问：有人给您下的定义是：“很适合干这个（写诗和诗评）”，试想一下，如果这辈子您不适合干这个，还会选择做什么？
答：我也偶尔想过如果不做和诗歌有关的职业的话，我会做什么。我儿子前不久突然问了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非常严肃地问我在来北京之前我在做什么？我说从1996年我就开始当中学老师，后来当大学老师。他说如果你不当老师，你不就下岗了吗？我说为什么啊？他说你除了书本和诗歌你有什么其他的技能？我当时哑然失笑。有时候我也异想天开地和妻子说起过如果我不当老师和搞诗歌研究会从事什么职业，我排出了如下次序：出家人，厨师，司机，画家，音乐人。选择出家人是因为我还存有一定的幻想和不切实际；选择厨师是我在做饭中享有乐趣，但我做厨师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天能给年迈的父母烧花样翻新的菜肴；选择司机是因为我骑了那么多年的自行车，乘坐了那么多年的牛车和马车，我希望有一种快速飞翔的“现代化”感觉；至于选择画家是因为1991年我参加过美术特长生的考试，当时全市的专业成绩我是第三名，但是最后被有关系的人顶替了。所以未完成的或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就成了梦想和白日梦的一部分了吧。至于当音乐人是我喜欢唱歌，喜欢听自己的另外一种声音。
问：陈超曾鼓励和“教唆”您，“研究诗歌的人，除去刻苦的知识积累和良好的理论训练外，他还一定要真正热爱诗歌，且要有足够的感受力和穿透力的天赋，包括一点“怪癖”，才可能把这件事做到位，做到底”，我注意到他提到了“怪癖”，生活中您有没有“怪癖”呢，不妨说说？
答：这种“怪癖”我想更大程度上是我太过于“真实”和“较劲”，或者有点“一根筋”。在交朋友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选择性的，甚至几近于苛刻，当然这导致我的朋友不多，但能够成为我朋友的都是铁哥们了（包括一些异性）。在对待事物尤其是诗歌的态度上我仍然难以宽容，对于一些品质有问题的人写的诗歌我是嗤之以鼻，尽管坏蛋可以写出好诗。有一个在北京的程度诗人和临近北京河北某市的一个女诗人，我就非常排斥和反感，我觉得这些人太坏了。动不动就搞一些大肆炒作又莫名其妙的活动，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炒作和自我炒作。其中有一个人刚刚在北京某胡同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和朗诵会，我拒绝参加。我就是这样对我喜欢的人我可以做牛做马，我可以在暴风雪的夜晚去车站接他（她）；对我痛恨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学着去原谅。对人和事如此分明的态度还体现在我对喝酒的态度上。我几乎在很多场合滴酒不沾，但我也会连续几天喝倒在酒桌上。我每年为数不多的喝酒都是因为最好的朋友，包括江非、李少君、雷平阳、侯马、刘春、东篱、邰筐，还有我的导师陈超、吴思敬以及我的一些同学。我不善酒量，但有时候属于酒胆惊人和临场发挥那一拨。我一喝酒就上脸，满脸通红。但我想那时我是最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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