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几乎所有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偷书看的经历。也许现在的孩子不会理解，为什么会不允许看书，为什么还要偷着看书。当时我不到十岁。图书馆里有限的世界名著和人文书籍都被封存了，但我恰恰从那个时期迷恋上了文学。可能也是孩子的逆反心理，你越不让看什么，我就偏要找什么。那时我和小伙伴儿们经常到铁路边儿去玩，铁路边儿是一片厂区，从那里的垃圾中经常捡一些碎铜废铁，卖到收购站，然后便到新华书店去买小人书看。那时候妈妈是从来不给零花钱的，记得妈妈去让我买醋，那时候的醋是八分钱一斤，给我一角钱，剩下的二分，我就不还给妈妈了，这样渐渐攒一角钱，就赶紧去买一本小人书（那时的小人书有的才几分钱一本）。有的时候我去看姥姥，她也给我五角或一元钱，这在当时对于我是一个天文数字，是一笔巨款，够我买十本小人书的。这使得我也有了自己的一个书箱。我小的时候手还算巧，经常自己鼓捣出来一些小玩具，像什么弹弓、发火枪、陀螺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做。还自己找了一块儿麻将，把其中的一面磨平，找了一根钢丝磨出刃来，刻了一枚我的名字的印章，把买的那些书编上号，再盖上自己刻的章。儿时对那些小人书，是相当在意的。
后来我开始看小说和文学刊物，那是我从父亲放在床下面的的一个书箱子里偷着翻出来看的。最初是苏联作家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卓亚和舒拉的故事》、伏尼契的《牛虻》以及那部几乎人人都知道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然后是《理想国》、《基督山伯爵》、《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等，还有《红岩》、《林海雪原》、《圣经》、《诗经》、《人性论》、《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红旗谱》、《三家巷》、《晋阳秋》等等这些大家现在很容易读到的著作。有一个细节我一直忘不了的：看到里面写爱情的文字，一定要多看几眼，幸亏，这样的文字在这些作品中是有限的。还有一些书是图书馆的一个阿姨从书库里偷偷取出来给我看的，而且还有几本是繁体字，竖排本，像《保卫延安》、《西游记》等等，很多字我不认识，是按照故事大意顺着读下来的，这倒有一个好处，使我大致学会了繁体字。当时能够找到的也就是这些书。有一天的下午我到图书馆去还书，阿姨给我拿出来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那是我早就听说但没有机会读到的两部叙事诗，这让我兴奋异常。看过之后，一直舍不得还给阿姨。幸好那时这类的书籍也不允许再向外借阅了，阿姨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过，就一直在我这里放着。除了小说和诗歌，当时阿姨还给过我一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我自己在新华书店买过一本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演说，这两本书我那时没有看懂，但一直觉得季米特洛夫的演说用词有一种犀利、刚性的精彩，而且我当时还有一种孩子气的肤浅感觉：拥有这样的书显得很“学问”，所以一直很珍惜，包上书皮放在书包里好好保存着。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部队，借调到《河北文学》帮助工作。那时的政治气氛依然紧张，作家和诗人依然在“紧跟形势”中写作，刊物也依然贯彻着“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但由于当时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用白皮书的形式在小范围内部印行，使得这批“供批判用”的作品在一部分年轻人中广泛传播，我记忆最深的，是那部《多雪的冬天》。记得那是1975年的11月，当时的《河北文学》诗歌组的编辑、我的兄长张从海神秘的对我说：“有本书，看不看？”我说：“当然看。”他谨慎的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白皮书：“今天看完，明天我去还给他们。”他给我的，就是那本《多雪的冬天》。
我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带着新奇和贪婪躺在被窝里看《多雪的冬天》。那种感受，现在更年轻的读者无论如何不会理解。那是苏联作家伊凡·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安东纽克是位苏联将领，曾身居要职，因为坚持自己的主张而失宠，被迫退休。退休后，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卫国战争纪念碑前经年不灭的火苗前，不为什么，只是沉思不语地坐在那里。然而即使他独自坐在卫国战争纪念碑前，值勤民警还是会来告诉他“不能在这里这么久……”也有时，他独自一人躺在大片向日葵地里，仰望蓝天，野蜂飞舞……但毕竟他退休了，能够看到当时苏联的底层社会真实情况，因此更多的阴郁也就经常伴随着他。《多雪的冬天》里有一句打动人的话，好像是说“人的初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对于我这个刚刚在部队经历过情感的年轻人说来更是如此。
说实在的，那一夜的激动直到现在我依然能够回忆起来，我没有想到苏联除了我读过的那些小说之外，还有《多雪的冬天》这样一些深刻开掘现实的作品。第二天，还书的时候，从海和我谈起了他在一些内部资料上看到的有关“解冻文学”的介绍。自从那时候，我开始懂得了50年代苏联的“解冻文学”以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为标志。在这之前，斯大林时代的文坛大都是歌颂文学，宣扬“无冲突论”，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状况，并且粗暴批判一些触及现实的作家作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召开，部分纠正了“左”的偏向，作家们开始大但地表现生活矛盾和冲突以及黑暗面。苏联国内文艺界赞扬《解冻》“给一个重大题材打开了大门”。以《解冻》发表为标志，被西方称为“解冻文学”时期的作品从此源源不断地出现，如：柯涅楚克的剧本《翅膀》、佐林的剧本《客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等等。《解冻》一书结尾有“你看，到解冻的时节了”的句子，因此西方评论界认为解冻影射斯大林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将这股新的文学潮流称作“解冻文学”。爱伦堡说：“我将叙述各自独立的人物，各个不相同的年代，间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旧日的思虑。看来，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许多我认识的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冒险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名字是人们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编年史的编者，所以这只是做肖像画的尝试。而且那些事件，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也试着不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而是结合着我的渺小的一生，结合着我今天的思想来叙述”。
由于苏联人道主义思想传统要比中国的要久远、丰厚得多，而且苏联不同于中国的是，西方思潮对它的影响从没有完全地切断过，因此流亡作家的存在反倒成为它们之间思想互通的纽带，当然也出现了一种样式别致的抒情小说，它们的抒情意味主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传达，而实际上是人道主义文学的延伸，因为人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自然的美能激起人内心最美好的感情。弱化情节、表现大自然的美是这一类小说的共同特征。记得我当时读到过一篇忘记了名字的苏联短篇小说，叙述的是在广袤而荒凉的西伯利亚，一个女孩手中拿着野花，跳上火车守车，与和善的车长聊天的情形，那个短篇极其抒情，以致我的脑海里总是一直有着那个姑娘的影子。
之后，我又到省委图书室借到了和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苏联小说，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又读到了屠格涅夫、契柯夫、巴尔扎克的小说，还意外地读到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的24小时”（我一直说，茨威格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了人世间真正的爱与不爱）等等。坦率地说，由于那个晚上和之后那个阶段的阅读，我改变并重新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念，使得我的内心产生了很深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情结。
还有一部书叫做《军队的女儿》。记得它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邓普著。其他人可能不太在意这部著作，但对我很重要，我看了很多遍，由于它语言的抒情性，我甚至在那部书精彩的语言上划满了红线，那种纯美的感觉在当时的小说中极其罕见，我受这部小说的影响很深，甚至我后来参军的念头也部分源于其中。这部著作“名头”并不是特别的大，但这是我十岁左右印象最深的一部书，比以上提到的那些名著印象还要深，这是我长大了以后才感觉到的。我的父亲当时一直不赞成我看上面提到的这些书籍，但看到我看《军队的女儿》他没有说话，后来他说该看那样的书，那是一种纯美的东西。后来这也使我懂得，搞文字一定要“在意”，一定不能轻率，因为你自己在不经意间，便不知道会怎样的影响着一个单纯的心灵，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
1978年底，我21岁时从部队退伍到省文联，见到的许多人竟然是过去只能在书上见到的名字，比如田间、梁斌等等，而且还和那些大师们成为了忘年交，那是我当时作为一个20多岁的大孩子怎么也想不到的。无论如何，那是给一个孩子留下美好记忆和想像并且塑造了他的理想的年代，阅读给了他幸福感和想像力。那时的情绪特别受读书的影响，比如读了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我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幻想着长大之后一定做一个桥梁工地的技术员；读了陈登科的《风雷》，我又对去做一个偏远地方的县委书记充满了憧憬；读了《军队的女儿》，我就想以后一定要到部队去。后来果然去了，而且在部队有了那一段纯真而短暂的初恋。那是个天真的时代，稚气而单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很有主见，很沉厚，自己内心很有底气，坚韧、倔强而执着，这与读了那些较为阳性的文学作品有关，起码我自己感觉是这样。
我大量的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和其他人文著作是在1978年我到省文联之后的事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一想起来，仍是觉得，我在那个时代那种阳光的纯美的心态其实挺好。这样的记忆的确是由于读书带来的。对于许多比我大一些的人们来说，那个时代可能是灰色的，但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诗意的、童稚的、值得眷恋的年代，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理解，但起码对于一个内心没有压力的孩子是这样。我的性格、性情、观念都形成于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和那些偷偷阅读的文学作品给了我并不深厚但却非常扎实的文学、文字以及做人的积淀和积累，也使我养成了经常读几本书的习惯，同时还使我懂得了您提问时引用的那句话：读什么样的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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