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尼尔的《诗人的气质》？唔，没有读过，听你的介绍，我倒挺感兴趣，以后争取找来读读。如你所说，字里行间的“自传色彩”几乎是每一个作家的宿命，写东西的人就活在他的文字里，看一个作家，你看他的文字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或他有什么样的人生了。关于“诗人的气质”，好像有指向“个性”的嫌疑，我情愿相信奥尼尔说的是诗歌的气质，或者说，诗写过程中的每一个词的气质。你说看到了我的对人生或人性近似扭曲的喜剧性表达，我想说，本来它们就是扭曲的，我只是在扭曲的镜子里发现了人生或人性的喜感和冲突性。我不想说我本人有什么精神气质，我宁愿在我的诗行里寻找这种精神气质，哪怕一个句子，一个词，只要它的位置是适当的，无可替代的。看来，不止是你说的奥尼尔，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写一种有“诗人的气质”的诗歌，我却感觉他们写下了诗人的性格，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诗大多是性格诗歌，或有“个性”的诗，关于这个问题，我宁愿信服艾略特说法，“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
问：最近你对一些诗人的诗作进行了随性式解读，但可以看出你是有计划的。在解读格式和哑石的作品时，你同样提到了“喜剧”的表达，在你看来格式的《守夜》是一首“最愉快”的诗，而哑石的诗篇“犹如观赏一部伟大的人间喜剧。”那么在你的视野里，中国诗歌喜剧气质依附在哪些人的身上？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词：“担当”。我感觉，“担当”这个词本来是凝重的，关乎责任感的，人性的，具有悲悯和救赎的意味。可一旦进入了中国诗人的语境里，它忽然变得生出恶意了，凡以此背书的诗歌，我们几乎都能读出了轻浮和虚妄的味道。这到底是诗人的一种自觉性还是半推半就的失身欲望，不得而知。而加入了“喜剧”成分表达的诗篇，让我感到了一种亲近感，它是现实的，近距离的，有体温的。正如海伦·文德勒谈到约翰·阿什伯利时说的，“很多抒情诗的说话者都用一种亲密的方式对看不见的倾听者发言，”负载了“担当”的诗人面对巨大的虚无布道，而拥有“喜剧”感的诗人却和他诗中的倾听者说话。
无论哑石还是格式，伊沙还是广子，余怒还是臧棣，还有我喜爱的西川、于坚、陈先发、柏桦、阿翔等等，我没有任何解读计划，这些都是随机的，即兴的，更确切的说，是我读到的这些诗发现了我的破绽。
问：诗歌与道德，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英国诗人史文朋说过：“一切大诗人必然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对于这个话题，我记得你在2010年衡山诗会的一个滞后发言中也提到了，认为对诗人来说，“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写好诗的道德，”在这里你同样强调了史文朋的“间接”性，即“非解决政治以及由政治延伸出来的非诗的立场和手段”，这就使得我从你的诗中渐渐读到了浓郁的人生批评和道德诉求的气息，不知道这种感觉确切不？
在一个缺乏道德的国家里谈论道德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到荒谬和滑稽的事情啊，如同商人舍利取义、嫖客承诺责任、列宁谈论人性！多数的时间里诗人们总是把道德和政治混淆起来，也就是说，政治话题成为一种道德风尚构成了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往往不可避免地带着政治因素。由此入诗，我始终认为道德入诗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之一，至少，一首诗不应该带着预设的道德判断面世，如果它产生了道德，那是完成后的结果而不是前置条件。也就是你所说的那位我没听说过的英国诗人史文朋说的“一切大诗人必然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但他更多的强调了诗人而不是诗歌，所以说，他的说法是有问题的。米兰·昆德拉谈到了拉什迪“将价值赋予不正经的原则”，那么，拉伯雷才是最大的道德。
说到我自己，我还真没发现我的诗写里的道德诉求，原来我以为我的诗中仅有讽刺、愤怒、批判和沧桑感，你这么一说，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开始觉得我的诗写应该是存在问题的，而我居然没有察觉到，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思考和写作。
问：我对独立诗人的理解是：他们并不广为人知，仅仅存活在一部分柔软的视野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种诗歌，忠于真实的自我表达、宣泄、忧郁、暴躁。对于诗歌，只在乎自己是否玩的尽兴，丝毫不去考虑装腔作势的评价和扭捏做作的大师姿态。而正是他们，陪伴你温暖的笑脸度过一个庸懒的午后……有一些人或一些选本，将你也纳入独立诗人名列，你个人觉得合适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独立诗人？
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什么是独立诗人，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在技艺上的独立于其他诗人的诗人？我听说过一个选本，将我纳入独立诗人名列，首先我很感激那个选本的编者，至今我还没有看到那个选本是什么样子，所以不好说什么意见，但我感觉他们肯定意在坚持一种独立的编选立场。按照我个人的尝试性的粗陋理解，独立诗人一定是那些摒弃了流行趣味的诗人，在技艺上有所发明的诗人，读者不多却期待合格读者的诗人，源头性的，低调，偏执，奇怪，甚至有些晦涩的诗人。我举几个例子你看合适不？昌耀，钟鸣、于坚，孙文波，臧棣，余怒，桑克，王敖，哑石，巴彦卡尼达……
问：大约五六年前吧，北京《诗刊》曾组织一整年新诗标准讨论，由此看来这仍是一个饶不开的重要话题。那么诗歌标准是个问题吗，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或者说诗歌真有标准吗？
标准即标杆，诗歌怎么能够建立标准呢？难道我们所有的诗写都向荷马、但丁、歌德看齐？还是我们的技艺全部求教于波德莱尔、艾略特、里尔克？诗歌没有标准，这是常识中的常识。我认为那些给诗歌妄定（量化了的、细化了的、具体化了的）标准的白痴必心术不正，甚至阴险歹毒。
即便话虽如此，我依然认为诗歌是有标准的，它只有一种标准，针对个人的美学趣味，但它又是个秘密，谁又能有幸发现这个伟大的秘密呢？米沃什的意见算一个，“诗歌，即使其题材与叙述口吻与周围现实完全分离，要是一样能够顽强存在，那是令我激赏的诗歌。有力度的诗，或是一首抒情诗，其自身的完美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一种现实。”艾略特谈到布莱克时的意见也算一个，“这是整个世界都暗暗反对的那种真诚，因为它使人不快。布莱克的诗就有着所有伟大诗作所共有的那种不快之感。一切称之为病态的或反常的或荒谬的东西，一切说明了一个时代或一种风尚的不健康的东西，都不具有这种特色。”还有……
问：你除了诗人这一身份，好像还有批评家的身份，就当下诗歌写作而言，诗歌批评重要吗？你似乎一向对中国的诗歌批评家们持怀疑态度，这是为什么？或者说，也怀疑自己批评能力吗？
我的看法是，基于诗歌的任何形式的批评都是一种寄生性写作。问题是，理论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然有压倒原创诗歌文本的趋势，这就显得很耐人寻味了；而且，诗歌批评已经沦为了某种心照不宣的约定，诗人向批评家们暧昧的发出了邀约，或者是凶狠的讹诈，于是庸俗的合流出现了。中国当下的批评大多是，试图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发生、技艺和传达出来的意念以私人意见的表达寻求公众认同，我始终认为是可疑的。诗歌的解读产生歧义多么正常，而我们却深陷于一个声音说话，我想说，真正的批评行家一定如艾略特发现圣-琼·佩斯是一位艰深的诗人那样，“他不归属于任何范畴，在文学中他没有渊源和师承，他的诗只能由其诗歌自身来诠释。”
我对中国的诗歌批评家们的没有来由的自信一直持怀疑态度，欠缺读诗的能力大概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吧。
问：你刚才提到的圣-琼·佩斯，我特别喜欢，应该说，我热衷于写散文诗，也是受这位大师的影响（事实上在外国诗人那里，似乎就没有什么诗歌与散文诗的区别），看来你也喜欢佩斯？
是的，何止喜欢。我最崇敬的诗人就是圣-琼·佩斯，里尔克说他“语句如此地与众不同，近乎于脱离诗歌本身，它不满足于接下来的雷同：旋即变得孤单，面对这样洞察入微的诗人，我最终退回到一个听众、观赏者的角色。”我还喜欢李白，还有艾略特、特朗斯特朗姆和孙甘露，等等。
问：悉数70后事件，去年有“梦霍”之争……这其实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对于70后，不知你还能谈出什么新意来？
我已经厌倦了谈论70后，大概是我那两万字的文章使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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