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王西平，诗人，《现代生活报》记者。
回答：江雪
问：首先说说你的蕲春老家吧？或者讲讲你经常在诗中提到的“清水河”、“黄瑰堡”。
答：我的家乡蕲春这个地名，对大家来说肯定都很陌生，但是一提起李时珍、黄侃和胡风这些名人，大家马上就说知道，他们就是黄冈蕲春人。几千年来，黄冈走出了无数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人物，除了我刚才提及的几位，还有道信、弘忍（慧能的师傅）、徐寿辉、程灏、毕升、顾景星、熊十力、田桐、居正、詹大悲、殷海光、徐复观、闻一多、林彪、李四光、汤用彤、余三胜、董必武、包惠僧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我有幸于以 “黄冈人”自居，而感到莫大的骄傲与自豪，家乡这一群文化巨子，正影响和激励着我，不断努力，追求自由独立精神，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我创办《后天》杂志，正是受到家乡自由学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精神层面与思想层面的，更多的是行动上的。诗人余笑忠和橡子，也是我的同乡。
清水河，是我家乡的一个小镇，也是一条河。河两岸除了田野，就是山。少年时代，我经常在清水河里摸鱼，钓鱼，游泳，捡鸭蛋，过独木桥。我家老屋就在河的南边山脚下，河岸往南是一片田野，再往南就是一座山。河西有山有田野，有一所小学，小学原在一个小山上，山脚下有一座祠庙。多年以后，小学不见了，祠庙也不见了，我家的老屋也不见了。我现在很少回家乡了，很怀念家乡的旧时光，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写了很多怀念乡村事物的诗歌，现在有时也会写。那种在乡村经历的饥饿、朴素与干净，一直保留在身上，这种东西在城市人身上是寻觅不到的。因此，我更愿意把对家乡的追忆视为一种精神上的乡愁。
关于“黄瑰堡”的来历，我在随笔《黄瑰堡》中作了详述。在那里，我写出了那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诗歌与随笔，我早期大量油画习作就是在那里画的。我一生中最浪漫、最痛苦、最落寞的时光，均汇聚在黄瑰堡。
问：你是1970年10月出生的，1970年4月20日左右策兰从巴黎投塞纳河桥上投河自尽。策兰的死亡跟你的出生仿佛有着某种暗合，你是否觉得你与策兰有着某种感召或呼应呢？
答：我先后用过两个座佑铭，30岁以前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劳其筋骨”，30岁以后则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座佑铭之所以发生变化，与我个人的思想成熟度息息相关。比如说，那些年我总在努力寻找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对应的座标系，让自己感召和传承思想者独立向上的精神力量和智慧，这种精神上的归宿感，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理想，向死而生的理想。我是一个有着英雄主义情节的人，同时我也是一个有着宿命意识的人。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就是一种宿命，形而上的宿命，天才的宿命。
我之所以把诗人策兰写入诗歌《在小镇上》，主要是因为诗人策兰是我十分热爱的诗人。我是在1991年读到《死亡赋格曲》，并知道他在我出生的那一年自杀了，印象特别深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搜集与策兰有关的书刊和资料，他的诗歌特质与精神特质一直为我景仰，并且楔合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写作的心境与遭遇，更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他自杀后不久几个月，我在中国出生了。我并不认为策兰的死与我的出生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一个事实：一个诗人死了，一个诗人出生了。生死轮回中，诗意还在人间。正如策兰在诗中所言：“终点以为我们就是/起点。”
这种生命的感应，其实只是我内心深处潜在的一种诗歌理想，当我阅读策兰诗歌和人生经历之后，我发现策兰的诗歌精神表达了我的一种诗歌理想，也是我追求的一种诗歌高度。事实上，我并没有蓄意追求策兰那种神秘、沉郁、隐喻的诗风，但是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热爱，正如我对里尔克的热爱，对杜甫的热爱。我惊叹于策兰在黑暗时代里忍受着内心苦痛，创作大量天才的诗歌。多年后，我惊叹于又一个巧合——4月20日，1998年的4月20日，是我女儿江子涯的生日。
问：为什么将自己称为“自由艺术家”？现在自由艺术家“被迁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他们只能向不断外延的城乡结合部寻找机会，那么你是如何寻找自己的实验领域的？废弃的工厂和畸形与荒芜的野地你会选择哪个？
答：我是一个天生就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我的很多老师说我悟性很高，无论是写作，书法，绘画，都没有人正规的教过我，我是那种自我启蒙的人。追求自由，成就艺术理想，一直是我的人生追求。我认为，“自由艺术家”比较符合我现有的理想身份：诗歌创作，书法绘画，行为艺术，观念摄影，小说写作，哲学思考，主编杂志，一个人能参与如此多的文化艺术活动，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艺术家”吗？相反，现在很多丧失了自由精神与艺术人格的艺术家，一心甘为金钱的奴隶，这样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我不屑于与他们为伍。在我看来，艺术更是一种修为，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从古到今，亦是如此。
北京的宋庄、上海的莫干山，正是你所说的“城乡结合部”。我的艺术实验领域，就是我的诗歌和艺术作品，就是我主编的《后天》杂志。你所说的“废弃的工厂”和“畸形与荒芜的野地”，这其实只是一种自然界的历史场景被我们“精神化”了的社会产物，这种产物其实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代艺术的荒凉意识却正契合了这种非自然的美学现象。
问：如果在有一天你在街头巷尾碰到真正的“弱势”或“饥饿”之人，那么你将如何从意念上为他们赋予“艺术的行为”？如果你再上前亲口告诉他们：你们才是真正的饥饿艺术家，试想一样，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举动或表情？
答：从前，我经常会向大街上的乞丐给点小钱，还曾经引导女儿对待穷人应该有善心，慈悲为怀。可是现在时代境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街上的乞丐基本上也成了恶人盘剥与奴役的对象，这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人们的同情与悲悯，无法有效地救助那些被幕后操纵的“弱势”与“饥饿”。这种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痛，还谈什么去赋予“艺术的行为”呢？当你去跟他们谈论谁才是“饥饿艺术家”的时候，那是对牛弹琴，或者说，他们会反过来蔑视我们：一群自以为是的精神病患者。
问：2009年11月11日，你创作了《1914年9月的维特根斯坦》一诗。面对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的范例，从他的“热情、深刻、认真、纯正、出类拔萃”中，你学到了什么？
答：维特根斯坦，是我热爱的哲学家。我习惯于在那些天才人物的身上寻求能够与他们重叠的影子，从而激励自己，尽管这是一种妄想。2005年，我花了几百元，买了《维特根斯坦全集》，这是我藏书中的精品。他哲学思想与探求真理的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包括他的言行，一个孤僻而伟大的天才。我之所以写那样的一首诗，其实是在反观自己的人生迹象，也想证明，那些天才人物像我们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也会遭遇朴素的爱情、真挚的友谊和时代的悲伤，或者说，他中有你，你中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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