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一个醒着的夤夜拨火者（节选）(2)

　　问：有人说过，你是一个“一直醒着”的诗人，理由是你“懂得什么是安逸的泥潭，懂得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个诗人的堕落与抱负”，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答：我的确是一个醒着的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段历史，总会产生一些少数派，他们或者伟大，或者渺小，不管怎样，他们都可以改变历史，可以改变人类自身对社会、自然的深层认识和深刻偏见。伟大的少数派，长期处于历史的误解中，甚至让“排他者”生厌，就像影碟机中播放叙事片过程中出现的马赛克。当一部叙事片正在播放的过程中，突然遭遇马赛克，纠错器马上就会履行它的职责：消灭马赛克，让故事按照它既定的情节与逻辑继续下去。当然，我们也发现，纠错器不是万能的，它并不是观看者的救世主，它只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它存在着局限性，有一些马赛克的是无法消除的，或者说，当你手上拿回来的播放光盘自身存在问题越大，马赛克也就越多。所以说，马赛克自身没有错，马赛克并非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诟病，马赛克仅仅是叙事或情节中的出现的伴随性障碍，是一种积极的衍生物，一种有益菌；纠错器也正是因为有了马赛克，才显示了它纠错功能在播放功能中的副作用，也是因为它而制造出的一种极权工具。这种马赛克，就是时间简史中的少数派。
　　
　　在我们记忆的想象中，总是习惯性认为，在时代的重大事件中，沉默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事实上，我可以固执地认为，沉默者始终是少数。虚假的革命者并不是沉默者，因此他们不可能属于少数派；而最初的革命者百分百是属于少数派。一个时代总是赋予少数派的历史使命就是由他们来引领大多数人融入少数派，最终消除少数派，让少数派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集体，成为政治的，或文化的，或经济的，或宗教的共通体。同样，我们还可以想象，17世纪的少数派们跨入18世纪之后，他们还会堂而皇之地被当下的意识形态界定为少数派吗？值得怀疑，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一个伟大的少数派进入到另一个时代里，如果他们没有保持足够的先锋性与排他性，同样会沦落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成为另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问：你的诗歌注重关照什么？这种关照是不是造成了你的诗歌写作不被所谓的主流和“学院”认可的主要原因？或者——你希望被“他们”认可吗？这种“认可”你觉得意味着什么或不意味着什么？
　　
　　答：我的诗歌关照人与社会，人文传统与自由独立精神。这种关照必然会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与所谓的主流思想和学院派格格不入。我从来就不关心他们是否认可我们的独立写作，那种认可是可笑的。诗人不是商品，并不需要一种文化机构来认证他的存在价值与杀伤力。相反，倒是那些刀笔吏们在迎合着这个污浊肮脏的时代，在黑暗中偷窥着我们的光亮。
　　
　　我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谈到我的写作观念。诗歌是一种艺术，所有的艺术行为，均是个人的修为。修为与他人无关，与知己有关。就像一个古琴大师，能与他对峙、盘腿而坐的听众，肯定是一个杰出的听众和知音。当一个写诗的人，终日闭门造诗，无病呻吟，然后到处找关系、找门路渴望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我认为这种写作动机是很可笑的，这种诗歌作品也是可疑的。我从来就不指望我的写作能被“他们”认可，我倒是更愿意与我的同道们一起分享。甚至可以说，一旦被他们“认可”，将意味着自己写作的招安行为，意味着自由独立精神的丧失。所以，我们应该警惕这种“认可”。
　　
　　问：如何看待当下的70后诗人写作？你所理解的写作，与60、80后的诗人有什么不同？
　　
　　答：我虽然出生于70年代，但是我的人生经验、写作观念和文化视野与60年代人比较接近。像我这种写作背景的70后诗人，国内也有不少。事实上70后诗人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国内很多评论家对70后诗人整体写作水平持有一种偏见与保守态度，我认为可以理解，这里有一些客观因素。70后诗人恰逢中国诗歌冷遇时期，让他们普遍丧失了施展诗歌才华的机会与尊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70后诗人中间大部分还在为生计而奔波，漂泊，做着城市移民；而60后那一批诗人中，很多退隐商海，多年后名利双收，成了有闲阶级，一夜之间变成了“归来者”，他们还能怀抱80年代纯正的诗歌理想吗？我们拭目以待。我倒是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流氓文化在卷土重来。80后诗人，成就大的目前不是很多，他们还有一段成长期，他们也会拥有一代人的命运与机遇，能否整体超越60后、70后诗人的诗歌成就，只有让时间来说话。
　　
　　问：平常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或读什么样的书？这种“听”或“读”是随机的还是为你的“自由艺术”填充能量？
　　
　　答：年轻时喜欢摇滚音乐与流行音乐，现在我更喜欢中西方的古典音乐，现代音乐中我比较喜欢爵士音乐与民谣音乐。我习惯于写作时听音乐，那种声音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静远。我读书买书，方向感很强，基本上是在读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近期因为写作《平民暴力美学的起源》一文，阅读了大量与公平正义、社会暴力等方面的书籍。
　　
　　问：据说你从2008年至今，一直在跟踪拍摄流浪的精神病人，迄今已拍了10余人。你将这种“行为”称之为什么？这10余人中，有没有“典型”的挑一两个，然后顺带着你的“拍摄”给我们讲讲。
　　
　　答：自从买了相机之后，我就开始这种有意识的拍摄了。我的相机质量一般，我总是随身带着，只有这样才能捕捉镜头和拍摄对象。刚接触那些流浪的精神病人，有点害怕，时间长了，就发现，其实是他们怕我。为了能顺利拍到他们，我每次总会给他们一些钱，其中有两个拒绝了。去年11月在深圳，在画家朱乒送我去香港的路上，发现了一个女精神病人，穿着内裤在街上跳舞，旁边停着一辆120急救车，车内的工作人员在车内旁观，我们马上让司机掉头去抓拍，我抓拍了四五张，结果遭到120工作人员的阻止，不允许我们拍照。还有一次是在黄石八卦嘴铁路边上，发现一个背着好几大袋子的精神病人，我跟他聊了半个小时，结果弄得很多人都在看我如何跟他拍照，在路人的眼里，我也不正常了。通过与他聊天，知道他是江北浠水县人，问他一些问题，经常是问东答西。这两年，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夜间把他们用车子拖到郊区丢了。据说，很多城市就专门安排人车把流浪的精神病人在夜间偷运到其他省城或郊县，然后丢下。他们这样拖过来，丢过去，像一种人质交换。
　　
　　问：从你的“人皮手记”的记录中，我看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珍爱，但也看出了一种悲凉，一种无法接近完美幸福却又无比感人的悲凉。对于我这样的理解，你怎么认为？
　　
　　答：我很惭愧，因为追求某种理想的生活状态，而没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没能给她更多的幸福与快乐，我欠她太多。我很爱女儿，所以离婚后选择和女儿一起生活。也是因为考虑她的成长与未来，放弃了一些去外地发展的机会，近年一直呆在黄石，养家糊口。等她长大成人了，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再次出游。
　　
　　问：最后请谈一下你家里的其它人吧，比如妻子、姐姐，父母等。
　　
　　答：我离婚有七年了，又是一个七年之痒。亲人对我很好，我一直心怀感恩。父母健在，目前与我同住。哥哥在我原来工作过的矿山上班，井下工人，一家人身体都不是很好，我们很担心。姐姐在老家县城，三个孩子，负担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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