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又由谁来准确鉴定“大我”与“小我”，鉴定正常与非正常，鉴定健康与非健康？官员吗，评论家吗，政策吗，社论吗，生产力发展标准吗，社会公德标准吗，民间舆论吗，民调数据吗，历史吗，历史的历史吗？
再最后，如果这个大家最爱说的“大我小我”命题，被虚无化了，被“相对主义”取代了，被架空了，那么，我们今天又将如何有意义地来讨论这个课题呢？
我想，“大我小我”之说，肯定不是一个“伪命题”，这个课题的意义，应该是重大的，形象化的“大我小我”说法，之所以延续至今，并且也被今天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确定为议题之一来加以讨论，肯定有其合理的意义所在，不会虚无。
所有这一连串大小问题，在我脑海里沉沉浮浮，始终没有厘清。我经常试图与人探讨，但终究不得要领。目前，我继续聆听有关这一重要课题的各种阐释与教导，彬彬有礼地点头；我也继续在各种讲座中希望朝气蓬勃的青年习诗者要努力成为“大我”的传播者，诗须言志，须有现实的担当以及历史的担当，但是，我知道，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从某个角度看，眼下，真的还未及深耕。
希望精耕细作；希望在我艺术饭碗的旁边出现一把深刻的锄头；希望评论家发人深醒由表及里的开导；希望我们的僵硬的大脑皮层能在深层次上被突然触动，包括我这块一唱就激动、激动过后又总是不甚开窍的榆木疙瘩。
2010年7月26日于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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