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我觉得这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这已成为现实。其实小说界也有这种迹象，不久前举行的网络文学研讨会，就提到了网络写手大部分是女性。这些年引起反响的现实题材的很多小说，均是女性创作，比如《杜拉拉升职记》、《蜗居》等，而男性转向了历史题材或官场小说。女性在创作中的优势正在逐渐表现出来，比如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细节，与男性小说的粗痞化和宏大叙事比，女性小说更亲切，更精美，更生活化。诗歌也是如此，男性诗歌有时候有些粗俗，女性诗歌显然更唯美。
《文化广场》：目前男性诗歌创作的现状大概如何？是否会随着女性诗歌创作的兴起而逐渐衰退？
李少君：我觉得起码是会产生冲击，也有可能此起彼伏，这一段女性诗歌活跃，男性沉寂一段，正好反思学习一下，可以互相促进，最终，我们寄希望于在一种互相竞争互相学习与融合中，中国诗歌的不断进步与提升。
诗歌界回应“新红颜写作”
“新红颜写作”的新现象在诗歌界引发了热烈的评论。评论家和诗人都纷纷对这一新名词的出现发表回应。
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湛江师范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张德明看来，“新红颜写作”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借鉴，远远超出前面的几代女性诗人。
“回顾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舒婷、王小妮等女诗人在新时期的崛起，昭示着女性情感体验在当代新诗创作中的复活。”张德明认为，在继承关系上，“新红颜写作”与前几代女性诗人都受到“五四”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包括女权主义等等。到了“新红颜写作”，传承得更加彻底。“如今，女性诗人居然自己挑起了大旗，即使不一定成熟，但值得肯定。”
评论家刘波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诗歌界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是女性诗歌写作的全面兴起。通过前两年做‘诗歌观察’，以及后来的每月追踪，我发现诗坛呈现出‘阴盛阳衰’的迹象，而且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醒目。近几年各种诗歌杂志、民刊和网站，都不同程度地推出过女诗人专题，这对于女性诗歌的关注度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评论家龚奎林则说：“‘新红颜写作’这个概念如果不是现在李少君、张德明提出来，将来也一定有人会提出来。因为，一定的诗歌现象就需要一定的研究者去给以观照，李少君、张德明的这种前瞻性眼光和勇气是令人敬佩的。”
一些女诗人也积极回应，比如女诗人重庆子衣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女性诗歌创作最为自由，也最为开阔的时代，而张德明、李少君老师提出‘新红颜写作’的概念，无疑是看到了女性诗歌创作的良好契机，并愿意为女性诗人们提供更好的创作平台、展示舞台，引领女性诗歌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我认为，这既是对女性诗歌创作的肯定与激励，同时，他们也希望女诗人们能在埋头写作之时，想想女性诗歌如何突出‘新红颜’这一概念，如何让女性诗歌中呈现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新，更美，更能突出这个时代的新特征。”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主要是觉得诗歌界夸大了“新红颜写作”的作用，毕竟这些女诗人还年轻。对此，李少君说：“但诗歌革命，不从来就是由年轻诗人发起吗？所以，我觉得不必辩解，最好让时间来说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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