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2012年第3期）(3)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6-7期
　　
　　钱益清
　　
　　6-7月份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似乎也同这入伏的天气一般，进入了让人略感低压沉闷的阶段，所选篇目较多，题材也五花八门，但花哨纷繁的外在并不能掩饰内在的问题和欠缺，现在就试作一些简单的分析。
　　
　　先来看6月的篇目，叶广芩的《唱晚亭》（《民族文学》2012年第5期）依然延续其一贯的家族小说传统，将独特的家庭身世和生活经历，在贵族化与平民化结合的视角下娓娓道来。镌刻着“唱晚亭”的石头，于“我”这个金家遗老是一份珍贵的回忆见证和情感凝聚，于一帮金家的不肖子孙却成了心醉神迷你争我抢的发财梦的投影，而这块被送进玉石厂千刀万剐最终粉身碎骨的石头，何尝不是传统文化血脉在现代语境中的遭际折射？昔年“唱晚亭”畔诗礼传家的风流韵致，到后代眼中只剩下抽筋挖髓的经济目的，油滑、谄媚、市侩、浅俗、无知兼可笑，一群人的“不肖”被作者通过金家大院“寻宝”和玉石厂“鉴宝”两个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宛如滑稽大戏，让人在笑看诸般丑态的同时又不禁为之心酸。小说的结尾，戏剧化地让“我”为悼念“唱晚亭”之亡而捡回去的碎石“变废为宝”，借好友鉴石专家白描之口点出其中蕴含翡翠，但此情节设计不免有些蛇足和牵强。当然，作者也明白这一点，故在创作谈中指明，这不过是为了好玩而特邀生活中的朋友来小说里客串。也许有人会失望于这种创作上的这种游戏心态，但又能怎样呢，人家都说了自己这一系列是应群友而写“轻松好看的小说”，深刻性、严密性自然不能同其之前代表性、经典性的旧作相提并论，问题恐怕更多还是在于我们的选刊吧：就是不知是为某些“盛名”所惑呢，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恐怕是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尤凤伟的《岁月有痕》（《十月》2012年第3期）则可视为其《中国一九五七》的中“五七人”的后传来阅读，当属反思文学，却更多地着眼在“现在”——即一般人眼中苦难看似早经平复的当下。退休工人姜承先平静刻板的生活，因曾将其他打成右派的老干部周国章的突然拜访而陡起波澜，周被姜拒之门外，中风住院，而小说就围绕此事对姜一家的影响展开。小说试图向我们展示那些特殊岁月的“痕迹”，不是那么容易消去的，时代的悲剧不仅在姜身上留下烙印，也延续到了其下一代，从而引发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进一步思考。但是，小说却并没有给予这一残酷的因果链妥善的表达，或者说，深埋于历史中的“因”并未很好地和当下发生在现实中的“果”对接起来。中风事件之后，造成姜一家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状态的，归根结底并非当年周的身份或作为，而是当下的社会法则：权力阶层对市民阶层的天然威压。因为周现在的身份是市人大市人大副主任——即使已退休，周儿子则是财富的掌握者——某老总，所以在姜的街坊邻居朋友的眼中，如若周家追究责任若打起官司老姜绝对无可幸免。败诉、赔款的必然，证人的无可觅，儿子媳妇釜底捞薪的资产转移计划，沉重的精神压力和日渐尖锐的家庭矛盾，都成为了姜当下生活的痛苦来源。纵观全文，如果剔除周和姜当年的历史根结，故事似乎依然可以顺理成章，也因为缺乏了深刻、紧密的联系，小说所探讨的主题就显得有些游离在历史表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杰西卡，回家吃饭吧》（《小说月报·原创版》2012年第5期）里，川妮向我们展现了当下社会所推崇的“成功”，到底给下一代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文中的杰西卡和“我”，都成长在看似已然取得“成功”的家庭里，一为富二代，一为官二代，但物质层面的光鲜亮丽，无法掩饰精神世界的破碎苍白，一者以放纵、堕落、叛逆对抗老板父亲的不断渔色和再娶，一者以消极、沉默、疏离嘲讽着高官父母貌合神离的“模范婚姻”，两颗孤独的心缩在一起互舐伤口，也不过就是靠一颗水煮蛋的温情取暖罢了。虽然小说表现的面仍稍显狭隘，对两个被成功毒化的家庭的分析探究也始终不脱婚姻感情生活，甚至某些情节略显堆砌和刻意，如杰西卡心目中理想女性——老师MISS李成为其“四妈”后，对其精神世界憧憬美好的一面的彻底摧毁，如“我”父亲为政治前途抛弃残害初恋，母亲为维护父亲政治生命不惜出卖尊严乃至肉体，最终却因为父亲的暴病而终成泡影，等等。但不管如何，作者还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而成功的定义为何，我们是否不知不觉间，在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诱导下开始出现价值观上的偏离？个人病也是时代病，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权——钱”这种简单粗暴的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包光寒的《谷地之光》（《上海文学》2012年第5期）对和平年代士兵所背负的生活的沉重和在大灾变前表现出来的军人的坚守，刻画得比较传统。而罗伟章的《城门》(原载《红岩》2012年第2期)在情节上的悬疑、奇情上花了大力，女扮男装、畸异恋情、沉重过去和迷茫前路等要素交织，有可看性却流于表面。而邓一光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人民文学》2012年第5期）可算是一则现代社会的教育兼成长小说，表达了对反叛少年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
　　
　　7期小说中，任珏方的《猫》（《星火》2012年第3期）再度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文中屡屡出现幽灵般的黑猫，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寂寞、颓丧、迷失的气息，它既是“我”眼中患有心理疾病的赵挺的化身，也代表着在更多在现实的齿轮中强撑着疲惫肉身汲汲奔营、精神却早已疲惫、破碎乃至溃败的人群。赵挺对“我”近乎病态的依赖，和他作为社会物质方面成功者的形象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成为普通人如“我”者眼中的乖僻异类，他渴望寻找安抚的精神诉求，被我一再轻视，甚至发展为简单粗暴地对待。最后的赵挺之死，敲响了“我”心头的警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对其看法和做法的错误，并在结尾用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场景表达了作者的祈愿——我向作为赵挺精神化身的黑猫伸出了手，带它回家。
　　
　　蒋韵的《琉璃》（《人民文学》2012年第4期），取“彩云易散琉璃脆”之意，大抵讲述了一个关于女主人公为“理想”坚持的崎岖坎坷的一生，而“理想”究竟为何呢？大抵就是当年的女孩在北京作客十余天后，所看到的那种不同于乡下的生活方式吧。是斯文的普通话、是优雅的西餐、是文学诗歌和爱情，是精致和美，是对平庸凡俗的逃离。小说的情节、腔调读来都似曾相识：意外被启蒙的生活，回归后的苦闷与格格不入，落难他乡的城市青年，相互的吸引及初恋约定，注定的分手，退而求其次的婚姻，多年后的偶遇，男主人公的堕入庸俗，女主人公的梦醒……兜兜转转之后，所谓“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灰烬。对读者来说，其所坚持的东西有无价值是无意义的，但其坚持过程中自私却决然，疼痛而无悔的姿态却别有一番审美。同样是一种捍卫和坚持，青禾的《时代英雄》（《小说界》2012年第3期），想表现的不是作为作为爱国英雄的烈士汪明亮，而更多是他身为闽南青年路“歹囝头”的阿狗的那一面，两者自然相去甚远，但英雄只是误读，终其一生，阿狗都是那个不惜一再毁掉俗世幸福，只为追求、捍卫和三妹注定无望的爱情的莽撞青年。事实上，对阿狗这类在社会最底层苟且挣扎的人来说，所谓“理想”、“追求”或“意义”是一些很遥远的名词，但他们用朴素的身体语言最好地诠释了它们。在这些人简单的心灵里，爱与美、诗性与崇高这些空泛名词只是具化为了一些人和一些事，而他们就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前去守护，所以也许这不能算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却更多掺杂了某些“殉”的意味。
　　
　　杨小凡的《大米的耳朵》（《钟山》2012年第3期）仍然着眼于对城乡关系的审视，通过淳朴善良的农村人大米和耳朵在城市打工的际遇，将生存的艰难和诱惑，坚守道德底线的无力无奈呈现在读者眼前，文中充斥着焦躁、纠缠、混乱、迷惘的暗色情绪，但在问题核心的分析上仍显得泛泛。向春的《河套轶事》（《作家》2012年第5期）借河套地方谱写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蒙汉爱情故事，兼涉商家、王室、大家小户的暗斗算计，传统的野史逸闻写法，热闹有余，深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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