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榜’事件”引发的思考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标准
——“‘诗歌榜’事件”引发的思考

    高明勇：“2006年度中国诗歌排行榜”发布以来，特别是我们《江南时报》在2007年1月21日以整整两版的篇幅对此进行深度报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还在全国各地继续扩散，我们也注意到上海的《解放日报》和《青年报》等外地媒体也在报道此事，完全可以被称为2007年第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事件。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感觉到，这一事件其实蕴涵着相当丰富的文化问题，作为这一事件的发起人，你们的体会不知如何？

    何言宏：确实如你所说的，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除了你所提到的很多外地报纸外，很多网站、论坛和个人博克也都对此很热烈地讨论着。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并不想制造事件，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进行炒作。我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或者说，如老诗人白桦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善意”的。实际上，这两天有很多媒体对我们进行采访，我们都希望它们不要过于渲染此事，而是应该讨论这一事件所蕴涵着的严肃问题。

马铃薯兄弟：你所说蕴涵丰富的文化问题，这个看法很敏锐。的确，我们做这样一个榜，是有所关怀的，绝对不是为了求取一时的热闹，而是出于对当代诗歌，乃至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研究现状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你所说的丰富内涵，即和我们的观察和思考有关。至于是否是2007第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事件，倒并不重要。对你的判断我还想提一点修正，说是2007第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似乎还需要慎重地求证的，如果单说是2007年第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文学事件，根据我的理解，这样说可能更加准确些。

黄梵：榜单公布后，要公众把奔腾的思绪恢复到客观层面，恢复到榜单的初衷上，也许是幻想。所以，公布本身成了双刃剑，我们这几天也一直承受其害。今天上午我分别接到《诗林》主编潘红莉和杂志主管社长陈明的电话，在承认《诗林》编了差诗的同时，她们也感觉不公平，因为《诗林》也编了不少好诗。当我提醒《诗林》也有诗入选好诗榜时，她们竟一无所知，原来当地的生活报只用大篇幅关注庸诗榜。这样，我们倡导对诗不对人的新思维，在媒体报道中就很难得到客观体现，让人误以为我们是故意和谁或某个刊物过不去。好在当事人也有很令我钦佩的表现，比如潘红莉就表示今后绝不会封杀我的诗作。虽然我并不担心自己作品的发表，但她由此体现出的胸襟，令我对她充满敬意，也对她领导的刊物在０７年的表现充满期待。

傅元峰：报道榜单时，各媒体的取舍并不一致。在近几天的榜单解读中，包含了较为复杂的文化互动。媒体对新闻兴奋点的选择是很有趣的事情，但是，我最关心的事情是，我们在榜单中隐含的诗歌建议，是否已经借媒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传递给了诗歌编辑和诗人，以及热爱诗歌的人们。

何平：我也注意了传媒在关注这个排行榜时的不同趣味。现代传媒时代，许多时候往往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说你是“善意”的，人家就不这样以为。对于这个排行榜，之所以参与进来，作为评委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中国诗歌生态的基本判断。我感到这样的清理工作应该有人去做，而且应该继续做下去，比如说诗歌贡献者意义的确认，除了榜上有名者，我个人以为像《今天》、《他们》、《中国》、《诗歌报》、《花城》、《作家》、《天涯》、《诗参考》、“诗生活”、“中国艺术批评网”等都对新时期不同阶段的诗歌做着有意义的工作。我以为对这些诗歌贡献者不仅仅是表达敬意，作为文学史研究者应该真正地沉潜下去把他们所的工作及其意义揭示出来。比如说“庸诗”，是不是可以时间上延，至少把白话诗九十年带有典型病症的“庸诗”排一些出来，为后起的写作者提供失败的案例。

高明勇：那么，各位能否谈一谈，这一事件蕴涵着哪些重要的文化问题呢？

何平：我看到有的报道说“排行榜”挑战了诗歌批评的规则。如果有挑战，我看就是批评敢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一点是我看这个所谓的“榜”才算刚刚开始。其实，关于文学的标准，诗歌的标准，大家心里不是没有一杆秤，但是具体到用这杆秤去称量时，至多只是私下里腹诽而已。我不说“重大”、“根本”吧，我只说，在一个价值虚无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个“榜”不过敢于说出我们的文学是有标准的，而且坚持了这个标准。

何言宏：如果要很认真地思考和对待，蕴涵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丰富，比如文学伦理问题，即作家、诗人、批评家、文学媒体以至于文学组织工作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我认为最为关键的，还是文学标准问题。文学伦理，实际上与文学标准密切相关。我注意到你们的采访所涉及的各方，其实都谈到了“标准”问题，其他媒体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诗歌榜事件”触及和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大和最为根本的文学问题，这就是文学标准问题。这是“诗歌榜事件”最为积极的意义和成果。

黄梵：是的，把这个事件剥开一层看，在大家不愿说实话的表层下面，能看到干枯的是判断，是标准。原来属于标准的那块圣地，现在被人际中的感情占据了。标准成了一块临时的布景，随批评家“演出”场地的需要而变化。从这个事件，人们似乎只读出对诗作的责难，没有读出对文坛判断标准丧失的责难，意识不到目前文学的危机究竟在哪里。依我看，我们时代并不缺乏一流的文学作品，我的惊讶不在于垃圾作品有多少，而在于说垃圾作品是好作品的声音如此强大，足以把一流作品的声音淹没掉。

傅元峰：这个事件包含的文化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归纳，就是媒体层面和学术层面。大众传媒对于诗歌事件的关注度提高了，可能和2006年 “诗人”所引起的系列新闻有关。诗歌排行榜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发起人以合适的方式对诗歌标准的丧失表达了焦虑。这不仅仅是对诗歌编辑、诗人的审美提醒，也是对诗歌研究者的审美提醒。可惜，在媒体的热闹炒作中，极少有诗歌研究者和批评者参与。这至少说明，当下诗歌研究者在评判标准的紊乱中，同时失去了言说的勇气和激情，失去了必要的文学责任的担当。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者，都有责任引导读者靠近文学之美，诗歌之美，而不是放任自流，甚至被读者所引导。

马铃薯兄弟：我赞成几位的意见。我强调两点：一，这一事件包含着诗歌的评判标准的问题，在诗歌界，好诗与坏诗歌的标准一直是混乱的，好与坏正在口头上被广泛地使用，在不同的圈子里使用好与坏的时候，所指的对象可能正好相反。撇开宗派、意气等因素不谈，不同人评价诗歌的标准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诗歌评判南辕北辙的内在原因。而我们的榜单，包含着我们评判诗歌标的标准，或者说，初步体现了我们对一种诗歌评判标准的贯彻；二，对诗歌的态度。我们的榜单所体现出来的对诗歌评判的悉心研摩、撇开人事因素干扰而专注于作品本身，力求超脱与公允，谨慎地做出判断，这种对诗歌和诗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诗坛常见的根据远近亲疏取人取诗的流弊划清了界限。我认为，这点也并非不重要的。

高明勇：刚才各位都说到，“诗歌榜事件”所触及和提出的“文学标准”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大和根本的文学问题，为什么呢？

何言宏：这是因为，近年中国文学界的种种病相，其病因，其实都是文学标准的丧失、混乱和难以贯彻。无论是白烨和韩寒的争论，陶东风对玄幻小说的批评，还是关于赵丽华诗的论争，包括关于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的讨论，其实所涉及的，都是文学标准的问题。一方面，大家的文学标准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一些人出于利益、人情等很多方面的考虑，也不敢在批评实践中真诚地贯彻文学标准，这就出现了很多虚假的吹捧。曾经非常前卫的批评家，摇身一变，动辄就会宣布一部长篇小说是“高峰”、“史诗”和“里程碑”，显然是对公众的欺骗，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黄梵：言宏兄说到的乱象，都是文学标准向世俗妥协的结果。一旦在标准问题上可以让步了，那么专家采用公众或市场的观点判断作品，就变得合情合理，甚至公众也不必把专家的判断当作智慧。“赵丽华事件”就表明，连诗歌，这个文学中最专业的领地，公众也企图在这里寻找狂欢的乐趣，而把专业意见抛在脑后。公众有权利说，我不愿受大师作品的教诲，我有权利写得一团糟。但批评家没有这个权利或自由，他是民族文学的保驾护航者，他的职责就是鼓励天才，鞭挞平庸。如果他耍起把拙劣作品渲染成优秀作品的魔术，把慢跑说成快跑，民族的文学方向就可能被引向死胡同。

马铃薯兄弟：文学标准，是我们对文学做出判断的最重要依据，如果依据本身扭曲、混乱，那就很难设想可以对文学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更不谈对文学做出有意义的引导，也不能给公众以有关文学的正确信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文学标准混乱下的一个让人气闷的社会文化现象。可怕的是，在长期缺乏正确标准的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瓦釜就是黄钟了，最后伤害的不仅是文学，还会伤害到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判断体系，影响是很深远的。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得到清理。

傅元峰：文学作品在流传，在经典化。在这个过程中，必将有作品被淹没，挥发在文学接受空间，了无影踪。但是，如果一个时代文学的标准丧失了审美底线，充斥着难以祛除的媚俗倾向和庸俗趣味，那么，具有珍贵审美品质的作品就会被浊流吞噬。所以，文学标准问题不讨论，当下文学的根本问题就无法解决。批评界所广泛存在的马屁文化、跟风行径、名人心态，已经促使文学批评伪问题泛滥，矫情的批评和虚伪的批评成为批评的主流。批评家丧失了探讨真问题、说真话的勇气，也丧失了甄别和遴选的审美能力，最终导致了当下非常严峻的学术危机。诗歌排行榜事件使这种学术危机昭然若揭。

何平：我不可能把某一首诗歌是否写了“章子怡”这个娱乐新闻的热点作为为“好诗”和“庸诗”的依据。如果这也是标准那是娱乐新闻的标准。诗歌有诗歌的标准。所谓诗歌的标准在新月诗人那儿叫“创格”。现在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抱有把诗歌的创格当一件“认真的事情来做”的理想。网络世界，礼崩乐坏，网络空间的无名化和隐匿性使写作者可以在任何方向突破伦理禁忌。我在天涯社区就看到号称比沈浩波写得好的诗歌。“晚上十一点后我又脱光了她的衣服/在她一双雪白的大腿间/我一直眯着眼睛瞧那处微微闪光的地方/摸了又亲/终于狗一样爬上去/又终于尸体一样滚下来”。就像阿Q对吴妈的想象，以为写诗就是把女人摁倒了困觉。网络助长了现时代的“瞎写”，“下半身”的时候瞎写性事，赵丽华的时候瞎写口语，杨黎的时候瞎写废话。而我们有些成名的诗人不是自律地为汉语诗歌“创格”，反而是为“瞎写”、“仿写”提供“原型”。“排行榜”一定意义上就是诗歌里的“打假”，就是标准的呈现，遴选的过程就是标准的确立和呈现。

高明勇：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标准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

傅元峰：这个时代的文化转型导致了文学标准问题的突显。在多次研讨会上，诗歌研究者卑微到了提“标准”色变的程度。这是当下文学审美萎缩的典型症状。文学研究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这种畸形的学术研究在体制的掩护下在学院中间迅速蔓延，研究者们看到的是职称，是名利，是科研项目与经费，是所谓的“核心期刊”、“一流期刊”，就容易忽视学术研究的真问题。在学院派之外的评论家中间，则存在浓重的江湖义气，大家互相追捧，“帮忙”和“帮闲”的文人多，具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少，也使得文学批评标准迷失，批评伦理混乱。

马铃薯兄弟：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权威的符合艺术规律的文学标准，还会造成一种情况：在我们当今出版和发表机会还不是那么公平的情况下，那些善于利用媒体发表、出版、自我推销的人，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优秀的。发表和出版的数量，可能被拿来当作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的证明，不负责任的缺乏底线的各种恶俗的评论，也会对这种现象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确立一种清醒、冷静且经受得住时间检验的评判标准，在这个标准下面，许多的赝品就会现出原形，而真金，也会显出光泽。

何言宏：我觉得这和文学自身的问题有关，但是更加重要的，可能还应该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来寻找原因。这应该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大家应该有所观察，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文学标准发生了问题，实际上像学术标准、艺术标准和文化标准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对于很多艺术实践、学术实践和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实践，我们已经很难达成共识，评判这些实践的真正价值。就拿学术标准来说吧。现在学院里面往往是以量化的方式作为学术标准的，一个学者的学术产量高，那他的学术成就就被认为同样很高。因此催生出了很多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就是这样产生的。同样的原因，文学垃圾、文化垃圾和“口水诗”等等，也就因此不断被制造，从而也制造了一番虚假的繁荣。

黄梵：我同意言宏兄的判断。很难估量利益的诱惑对文学的腐蚀有多大了。记得博尔赫斯曾庆幸，文学在他的时代是无利的。无利就消除了很多泡沫。由于相对小说、批评而言，诗歌更无利，我们便能看到诗歌在当代中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道出了更令人信服的文学尊严。虽然我们的榜单没有涉及小说、批评界，但小说界、批评界的情况更可怕。当一个人的判断与利益融为一体，首先出局的就是文学忠诚。

高明勇：这样一来，我们对于文学标准问题的思考，还可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层面，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还是想谈一下文学标准问题。各位老师，文学标准的问题既然如此严重，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呢？

傅元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批评家们揭示这种文学的危机和学术的危机，直面当下的文学现实，并展开一场文学标准问题的广泛讨论。

何言宏：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觉得应该重建我们的文学标准，至于如何重建，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但还不是非常成熟。文学界和学术界应该有一场广泛深入的讨论，这场讨论，已经非常迫切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黄梵：已经筋疲力尽的文学标准，还受到来自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这种思潮企图完全取消标准，把文学变成相对主义的乐园。依我看，这种西方“正道”，只会加重中国文学判断环境的病情。中国文学不该成为摆脱中国现状的文学，现状越复杂越神奇，越是文学之幸。当然，就某个人的人生而言，文学之幸也许恰恰是人生之不幸。当我们细心跟随这个时代，不难发现，某些文学作品已经悄然探索的问题，我们的文学界或批评界还没有跟上。依我看，中国的复杂现状最有可能激发出全新的文学，一种集合了中西感受力的文学，最有可能重建世界文学的标准，最有可能逾越后现代那种全民狂欢的局限。

马铃薯兄弟：首先，我们要唤起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个标准的确立不是靠谁自说自话，而是应该在争鸣与交锋、探讨中逐渐地形成。首先，我觉得就是一种态度，一种超越现有各种弊端的愿望和勇气，这是第一步。应该有一种对文学的虔诚与使命感，应该是把我们的文学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的背景下面来考察，应该是把我们的评判建立在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价值标准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构成的坐标系上来考察。至于究竟以什么为标准，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也不是一相情愿所可以奏效的。但我们所做的排行榜，其实从其选择来看，已经透露出我们对诗歌标准的某种认知。

何平：我还是坚持申说“清理”的意义——对悠久的汉诗写作资源，对西学东渐后九十年白话诗歌写作资源进行全面的清理，在清理中检讨和反思，在清理中找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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