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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背靠一条著名的大河。时光流逝，大河越来越疲倦，政府和舆论的挽留更多地是基于对大河的利用。大河曾经是母亲，但如今它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奶妈。大河面临着和诗歌一样的难题。我在20岁和30岁的时候，分别以大河为依据写过两首诗，我很想在40岁时再写一首关于大河的诗，我相信，奔流的大河是诗篇而非其他。
2
诗人的写作究竟该不该考虑到读者的因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我对那些宣称视读者为不存在的诗人深表怀疑，按照他们的观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写作，只需让心灵中的东西在心灵中自生自灭就行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荣幸我是博尔赫斯的支持者。博尔赫斯说，诗人的劳动不在于诗歌，而在于发明理由让诗歌受到称赞。尽管博尔赫斯没有说明受到谁的称赞，但我想称赞者应该包括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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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一边喝酒，一边看中央台播放一个关于希望工程的片子。醉意朦胧时，我们决定去河北省涞源县一个叫桃木疙瘩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一所小学，有一个叫张胜利的小学教师（希望工程资助培养的第一个大学生）。事实是六七年过去了，我们并未成行，因为第二天我们都清醒了过来，我们的清醒和我们的庸俗一样多。我没有忘记桃木疙瘩小学和张胜利，但对他们的诗意关注却在清醒之后中丧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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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局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建议我开通来电显示功能。他们说，每月只需三块钱，所有打给我的电话均将无处藏身。我谢绝了。我喜欢目前的状态，拿起话筒后才知道对方是谁；我也接受这样的事实，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但我并不知晓。生活中已知的东西太多了，而电话来电显示功能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扼杀诗意和想象力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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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变味了吗？不，幸福从来不会变味，变味的是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有一首罗马民歌，勇敢的小伙子爱上了漂亮的姑娘，于是他请一只鸽子帮忙，把一封信送给远方的姑娘，临行之前，小伙子叮嘱鸽子说：“如果她甜睡还没有醒来 / 请留下信，悄悄飞开。”不知道今天的人有此际遇，会对鸽子怎样说。我觉得幸福和科学技术的最大区别是，幸福不是递进的，比如现在，我一边用着手机，一边对古代缓慢的书信传递充满了怀念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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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佛得到了普遍的信任，而上帝就不行。作为远方来客，上帝或许被尊重，但永远得不到像佛那样的信任。在我的家乡，信任是可以触摸的关系，尊重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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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绝命之时曾经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如此丰沛、顿悟的诗篇，因为出自汉奸之手而被不齿，被弃置，令人感慨。不知道汪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我宁愿相信他后悔了。如果有机会，我想提醒他多读几遍清人胡怀琛的诗：祖国人人爱，公理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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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缺失的时代，历经实践检验的“一诺千金”同样在实践的检验中一再缩水，贬值，谎言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虚伪构成了写作的一部分，德艺双馨构成了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与其玩欺骗的游戏，不如玩真诚的游戏，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问题是，很多时候命运并不听从道理的安排。尼采说，人类的痛苦是最深的痛苦，按照这个逻辑，人类的谎言将是最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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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讲，我们创造了数量众多的诗篇，但时代的诗意却在众多诗篇的堆砌中日益淡薄。我当然不能指责诗人们热衷于一己的悲欢和得失，因为我自己便经常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恢复时代的诗意不仅仅是诗人的责任，不过，诗人们必须承担起属于诗人的那份责任，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要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对于诗人而言，假如高尚和纯粹勉为其难，那么，守住有道德和脱离低级趣味的底线应该不成问题。但愿这不是过于乐观的估计。
10
从以下几位诗人的观点中，我断章取义地理解了中西诗歌的差异。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于坚说：“拒绝隐喻”；西川说：“通俗易懂的诗歌就是不道德的诗歌”；维特根斯坦说：“我存在的边界就是我语言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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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发言，完整的发言很难依靠记忆来完成；我不喜欢强行的“诗歌命名”，那些功利色彩浓郁的“诗歌命名”不过是一个个短命的话题；我不喜欢天才论，因为天生的东西没什么值得炫耀的。那么，我喜欢什么？这个问题像我不喜欢什么一样，看上去有点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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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一座据说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在上班时分的劲松路，在霓虹灯中的雅园迪厅，在驶过公主坟的一线地铁，在1995年频繁开启和闭合的电梯里，总之是在巨大的北京——我一抬头，居然看见并认出了你——如果我始终把目光寄放在手中的报纸，则不会发生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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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飞安得翼，欲济何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与其说我喜欢曹丕，不如说我喜欢曹丕的这首诗；与其说我喜欢曹丕的这首诗，不如说我喜欢曹丕所经历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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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我回过头读自己的诗。很遗憾，每一次阅读都让我感到失望，每一次阅读都是一个消磨自信的过程。因为自信的缺失，我应该向自信的诗人表示敬意。事实却是我对那些过于自信的诗人充满了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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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台的女主持人某某是一个说废话的高手，我喜欢她的节目因为那是一个无用的节目。绝大多数听众并不知道她已经后院失火。像其他形形色色的名人一样，女主持人也出过书，也在书中附加了一大堆自己的玉照。我不知道这个主意来自出版社还是她本人，但我敢肯定，这是一个不够美丽的主意：她的声音迷住了我甚至是我们，她的容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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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醒来，两河流域的又一场战争开始了。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三番五次地邀请我国某位军事专家进行战事分析。很遗憾，战争的进程总是与这位军事专家的预测大相径庭。战争结束了，军事专家从电视屏幕上销声匿迹。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好像不是那个留着大胡子的阿拉伯人，而应该是这位军事专家。虽然他不能改变这场战争的任何一个细节，但却改变了我对“军事专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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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所谓的诗人，在我认识他的十几年中，至少写下了几万首诗；还有一个所谓的作家兼诗人，经常跟别人说，每当写小说写累了的时候，他就写几首诗放松一下——在他们眼中，写作成了体力劳动，而诗歌则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什么斟酌，什么回味，什么文章千古事，全都是些可笑的词汇。我不赞成向他们学习，但我要向他们的勤奋表示祝贺。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当我怀念乡村的时候，我生活在城市；当我渴望感动的时候，我的麻木与日俱增；当我愤愤不平的时候，我知道我又在重复眼高手低的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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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人在路上走来走去，尽管他们彼此陌生，但却比任何时候都不愿和自己在一起。由于他们的努力，七天假期拥有了一个新名称：黄金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旅游景点的黄金周）。全国假日办认为，黄金周已经成为中国的狂欢节。假日办不负责解释中国需要还是不需要狂欢节，至于我，一个思想的懒汉，更不可能就此做出回答。我只是对假日办这个机构产生过一点浅尝辄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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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父母的村庄，下棋和饮酒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了解这个村子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是局部的。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子有着许多文字记录不了的幽默。但我从不谈论诗歌，因为村子里的另一个诗人早在1633年就去世了。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明末诗人王公锺仙之墓。据我所知道，刻有“诗人”字样并且保留至今的墓碑，方圆数百里绝无仅有。他的存在使这个山区村庄几百年后依旧弥漫着一种含混的欲说还休的诗歌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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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一个受到中学生热烈欢迎的诗人被另外一些诗人和评论家称之为“小木匠”，他的作品顺理成章地成了批量制造的“小板凳”。庙堂冷清，小板凳却坐满了人，由不得诗人和评论家们愤愤不平。后来中学生们变成了新新人类，毫不怜惜地踢翻了那些曾经沾有他们体温的诗歌“小板凳”。失落的“小木匠”发现，新出场的木匠由于进过庙堂，虽然还是一木匠，但已经不再被称之为“小木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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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米长的条幅上写满了一大堆不相关的名字，这种大规模的签名活动近些年颇为盛行。当我听到组织者从意义的角度为这种形式辩解时，我知道他们不仅不知所云，而且不够诚实。最近，又有一个类似的活动开始了，这次的挡箭牌是诗歌，组织者宣称要搞一个百万群众签名的“诗歌宣言”，通过实施“一十百千万”工程，打造一个品牌，创建十个基地，走进一百个城市，扶持一千个诗社，培养一万名诗人……这些可笑的递进数字准确地暴露了组织者的“二政府”嘴脸，他们在活动开始时就已经写好了他们需要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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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报纸对娱乐界的潜规则口诛笔伐，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并非只有娱乐界存在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受益者是游戏的甲方乙方，潜在的成本却记在被动接受或者集体缺席的第三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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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深圳是因为有一个已经持续了24年的著名诗会在这里举行。跟在其他的城市差不多，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深圳那座被称之为“地王”的大厦，不过，我不想对它进行惊叹和赞美。作为城市的深圳有着显而易见的暴发户的味道。诗会的最后一天，诗人们来到深圳东部海湾撒网捕鱼，并在几间渔船改造的海上餐馆喝酒，道别。摇摇晃晃的异乡，摇摇晃晃的道别，摇摇晃晃的快乐和感伤，在那一刻，我忽然对摇摇晃晃的感觉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几个小时以后我站在广州街头，眼前的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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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谎言，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谎言。因此，谎言的问题成为一个一分为二的问题。有的人说谎身不由己，有的人说谎，不但心安理得而且洋洋自得。后者的本领是一种天生的才能。褒贬天生的才能等于褒贬人类自身，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诗篇，我们的野蛮与文明，都曾为谎言预留过有所期待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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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在乡村开了间小诊所，一边为别人治病，一边为自己读书写作。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无比理想的生命状态。但有一次他跟我谈到了自己的苦恼，他说，想象的诗意和被夸大的诗意，往往是生活在别处的诗意，而生活在别处的诗意，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无用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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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我的生活始终笼罩着格言的阴影。我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不断地引用其他时代的格言，好像我所生活的是另外一个时代，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我理解今天的人为什么对格言越来越缺乏耐心和热情，因为格言面临着和诗歌差不多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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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诗歌就是自由。这样的论断不值一驳。自从文明诞生，绝对意义的自由便已退化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诗歌就是自由，一种典型的偷梁换柱的手段。诗歌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谈论得不是少了，而是太多。感谢歌德，他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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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我去一些诗歌网站转转，走马观花而已。那些用母牛的生殖器完成的吹捧和比街头市井更甚的漫骂，让我深切地感到，有欲望的诗人比有欲望的诗歌要多得多。我愿意读朋友的诗篇，对好玩的诗篇，也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准备，但对朋友们写好玩的诗篇，我想说：不。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说话就可能被抓住把柄，当诗歌遭遇网络，还是让我做一个变革时代的沉默的落伍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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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冒险的生活，也不喜欢冒险的写作——多年以来，我像拒绝冒险的生活一样拒绝了冒险的写作，所以，在众人中我像众人一样循规蹈矩，乏善可陈，像一个哑巴经历灵魂的起义，欲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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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晚报，见到一篇对某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访问。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得过很多奖项，但他觉得，与那些他认为不应该得奖的同行们同台领奖非常不爽。人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觉：总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最该得奖的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也不例外。在另一版上我读到一个笑话：蛇和大象互不友好，有一次它们相遇，蛇对大象说：“你的脸上怎么长了一根棍子？”大象亦不示弱：“你的脸怎么长在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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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狗、猫或者金鱼的好朋友。对于宠物，我既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大抵是一种熟视无睹的状态。但我绝对不允许自己去拥有宠物，它们的死亡令人不安。有些死亡不容回避，而有些死亡——比如宠物之死——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不拥有它们，就不会经历它们的死，以及它们的死带给一个善良人杞人忧天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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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结束了，希腊队创造了欧洲杯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神话，与之对应的，是葡萄牙的泪在飞。其实亚军已是葡萄牙前所未有的高度了，他们应该欢呼。葡萄牙的泪水并非因为得不到冠军，而是曾与冠军如此地近在咫尺。在那擦肩而过的一瞬间，足球仿佛不再是游戏，它变成了具体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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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我可能要感谢很多人，但是，我不敢肯定是否有人在我前行的路上悬挂了一盏明灯，我甚至不知道，我需要还是不需要这样的一盏明灯。之于我，大多数城市和乡村仅仅是存在的城市和乡村，一个地理的参照。如果它们消失，我将不会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诗歌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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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新疆诗人北野一家来山东，带给我的礼物是一张刀郎的CD。那时刀郎还不火，在CD中他和另外两个人组成了一个集体，CD的广告语是“打造新疆本土音乐品牌”。北野夫人热情地向我推荐其中的《燕子》，但我喜欢的却是《哪里来的骆驼队》——几年前，一个澳门小女孩站在大三巴牌坊前唱《七子之歌》，加深了我对闻一多诗歌的理解，而刀郎的歌声则为我提供了品味王洛宾的另一个角度。想不到几个月后，听刀郎和谈刀郎成了全国的时尚，有人用很复杂的口气说，刀郎的出场费已经超过了某某和某某某。感谢北野，在刀郎还只是新疆的刀郎时送我了这张刀郎的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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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一本著名的诗集，它有差不多六百个页码。整整三年，我没有看完它。甚至是，我根本就没有去看它。这就是诗歌的命运吗？我无法回答。我感到羞愧。但这就是诗歌的命运。必须有一个伟大的时代为它搭建歌唱的平台。必须有倾听者。而今天，在许多人的眼中，倾听已不再是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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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写作，这是一个问题。将近20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其中寻找一条折衷的道路。但我发现，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一种无休无止的矛盾状态，即，顾此失彼。我所有的痛苦和欢乐均源于此，而我的命运——无论作为人的命运还是诗人的命运，都将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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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有着自身的规律。这是自然、时间与人相互妥协或不妥协的结果。下面我要说的是一篇名为《我的诗歌有道理》的小文，我要说的是这篇小文的第一段：作者写到，某位诗人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一个聪明人，肯定有你的道理”。然后作者继续洋洋得意地写到，“我当然有我的道理”——如果我们还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应该猜得出作者的下一句——“有自己道理的诗人并不多”。需要时，他把道理视为救命稻草，不需要的时候，他就嚷着“反道理”，总之是，他永远有道理——如果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你以为道理是你家的私有品啊！”我想他一定会很奇怪地反问，“不是我家的难道是你家的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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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曾跟我开过玩笑。命运也不曾跟我开过玩笑。只有我自己跟自己开过玩笑。但我是一个不喜欢开玩笑的人。当我在偏僻的村庄里说到“悖论”这个词，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一个念过书的乡镇干部——不是他听明白了这个词的意思，而是他觉得，我不应该在他面前使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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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不断地增长，想象的空间却越来越小。想象变成了过于奢侈的形式。我的困惑是，如果把想象理解为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配合，那么，诗歌的命运是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不配合？接下来的问题是，有谁能够回答：什么是诗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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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不曾联系的人打我手机，夸张地说，总算找到你了，打听你的手机号可真不容易啊。好像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我，好像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我的手机号。其实，我刚用上手机时就把手机号告诉了他。10年了，我虽然几次更新手机，手机号却是没有换过的。我因此断定，至少在打听我的手机号这个问题上，他失去了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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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孔子先生汇报——公交车上，一个姑娘，看上去挺淑女的样子，在拥挤的人群中旁若无人地和同伴谈着于丹的《论语》，忽然手机响了，估计是老公请示晚餐内容，在拥挤的人群中她旁若无人地喊着：“吃什么？猪头肉啊！对，猪脸！”——尊敬的先生，淑女你是知道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于丹你肯定不认识——2006年，生活用她的名字覆盖了你在《论语》的位置，而且，被允许和猪脸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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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说什么？一言难尽，不，莫名其妙！试举一例：“诗歌的语言既不是向上的，也不是向下的，更不是以回到事物自身为己任，它回到的是事物在语言中呈现的人性，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客观的……”我不知道这位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对我们的智力的考验，还是他迷失方向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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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说什么？一言难尽，不，莫名其妙！再举一例：“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诗集《某某》到《某某某》，有了质的飞跃，我的长诗《某某》继承了屈原《天问》的探索精神，被诗评家认为是呼唤已久的东方大意象诗……”唉，这位就更有趣了，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到“被诗评家认为是呼唤已久的东方大意象诗”，也真够自作多情的，也真够胆大的——如果“东方大意象诗”能在这位的作品中得到验证——篡改一部影片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就是：打死我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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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卖门票的景点，没有一处值得一游（并非所有的景点都缺少价值，而是那份游的心情，已在熙熙攘攘的买门票的过程中打了折扣）。放眼中国，谁可以告诉我，有哪处众皆趋之若骛的景点不售门票？游于自然也好，游于文化也罢，最终归为游于形式。现代生活指南提醒我们，如果只是到野外转了转，是不能叫作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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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自己：为可能的读者写作，而不是为理论上的读者写作；我还告诉自己：这是一份心情，而不是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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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火车上和同伴讨论火车的方向问题，对面有一个女人在看《失败之书》。她相貌平平，但《失败之书》的作者大名鼎鼎，20年来，他是这个广袤的国度里最为著名的诗人。我说：“一个诗人写出一本散文集，是一种才华的体现。”我的同伴却反驳道：“也可以理解为，逼良为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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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看不惯那些把简介写得很罗嗦的诗人，总以为他们，太想让人知道他们了。现在，我对那些把简介写得过分简单的诗人充满了怀疑：可能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们已经了解得足够多。其实，把简介写得过分简单，不是看淡自己，恰恰相反，是太看重自己了——他们鄙弃了一种不好玩的做法，却戴着另一种更不好玩的面具，向俗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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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村子里，我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村子里的事情，我是说，那些与文化有关的事情，几乎都与我无关：没有人找我写对联；没有人找我给新生的孩子或者开张的小店取名；没有人找我念一封远方来信；没有人找我谈论族谱的内容。每年春节，我坐5个小时的长途车回到村里待上十几天，像一个多余的人到了一个多余的地方。我的根在那里，但外面的世界却不关心这种问题，大地之上，人们热衷于赞美那些显而易见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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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匆忙忙地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有一次，还匆匆忙忙地抱着一本诗集上台，照本宣科，让台下的人听得一头雾水。朗诵会刚结束，劳心费力组织来的寥寥听众，就迅速地做鸟兽状散去，只留下没回过味来的诗人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据说当年，曾有酒馆老板宁愿白送一瓶啤酒也不让自告奋勇的诗人用朗诵来换取，真是有预见的选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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