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个诗人的历史合法性，一要看他的文本，二是看他的诗歌行为。这两方面，姜红伟都已经出色地提供了例证。一方面，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完成了校园诗探索，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校园诗风尚。另一方面，20年之后的他，用自己的诗歌行为又完成了校园诗歌的一次历史性宣言。他的二度表达其实是校园诗歌的二度表达，也是在两次表达中代言了一个群体，以及一个群体所委托给他的全部使命。或许当今的诗坛早已不齿于使命的说法，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内心来讲，对于有着精神秉赋的人类来讲，对于有着无限丰沛才情的一代青春来讲，一个群体的代表者自然具有着应有的历史承担。这恰恰是当年校园诗歌运动的意义所在和今天凸显其历史回声的价值硬度，否则，我们还为什么去阅读诗歌，更不会去谛听来自灵魂深处的众生喧哗。
多年之前，读过《寻找美术史上的失踪者》，主要是说广东美术馆在探索如何挖掘被遮蔽的关于美术的历史。有一批广东画家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创作的“野兽派”、“超现实主义”作品，在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通过广东美术馆的努力而重见天日。这批广东画坛的“失踪者”重新浮上水面后让艺术界大为震惊。后来又读过朱学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认为：“与历史学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我曾为那些失踪的思想者因为没有“文字”而感到苍凉，因为真正的思想者在表达之后被世俗淹没了。今天姜红伟又出版了他编著的《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这三者虽然没有编写上的逻辑关系，但有着作为先驱者同质精神的内在传承。只是《寻找美术史上的失踪者》和《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讲述的是已经彻底淹没的失踪者，虽然不断有高地凸现，但整体命运已是难以在可见的时间内救拯。而姜红伟呈现给读者的“失踪者”并未完全甘愿失踪，他们正当人生的中年，正是灿烂的岁月年华，一些人还在挥洒着表达的热情。虽然这个“失踪者”的定论来自于葛红兵的回忆文章，但用在对一个曾经波澜壮阔的文学现象的评判上，不是诗歌行为的悖论，而是对于当下诗歌行为以及当代诗歌史的反讽。在此，我们很容易进一步追问当代诗歌史，谁是哪些失踪者？他们又为什么失踪？翻开这本“档案”，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失踪者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在所谓的诗歌史上的失踪就会出现别样的意义。发现他们的失踪反而会照亮历史的隧道，让我们回归幽深的诗歌路径，诗歌史的真实河流终于会绽露出淡淡的芬芳。因为主流语境下的失踪实际上是“失踪者”对于“诗歌史”的拒绝，因为他们拒绝了加入当时的“正统”诗坛，他们用自己的失踪对所谓的当代诗歌史进行了羞辱。如果不是如此，姜红伟今天的历史打捞将是意义亏空的虚无。幸亏历史给了校园诗歌二度表达的机会，姜红伟第二次代言了这个群体，何况这个群体并未真正消亡只是等待着一次集体发言。在此意义上，校园诗歌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行为性姿态和历史价值，尽管更多的文本论者不屑于这样的说法。因为文本论者始终认为诗歌与行为无关。
《失踪者》（以下简称）的编选和出版得缘于对《中学生校园诗报》的20年纪念。也就是在1986年身在大兴安岭的中学生姜红伟创办了全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校园诗报。诗报套色印刷，印制新颖。它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有老诗人臧克家的题写报头，况且臧克家的诗歌史地位已经值得推敲。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当年中学生的诗歌阅读视野，也就是姜红伟写出了不同于同龄人的诗歌，又不同于当时一些名气巨大的其他中学生诗人的诗歌，更不同于教科书中编选的诗歌。他的以《大兴安岭派诗神和大兴安岭神曲》等为代表的校园诗，第一次以咏叹调的方式描述了校园诗人心中的世界，第一次让我们知道诗歌还有这样的写法。与当今犬儒主义者不同的是姜红伟在看似散漫的表达中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取向，诗歌中所有的精神核心来自于那个八十年代特有的“正”的理想。这种调式在多年之后周杰伦才迷倒了更新的一代人，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姜红伟用诗歌的形式已经俘获了同龄人的心扉。只是当时没有更快捷的传播途径，也由于一个群体很快结束了中学生活，接下来便是那个时代末的社会事件。历史地审视当年的文本，姜红伟是同龄人中少有的、深刻的、具有非凡生命活力的校园诗歌的探索者，他在当年的诗歌成熟是同龄校园诗人所无法比拟的。他在诗中的价值挑战、范式置疑、规约反叛以及对于同代人集体命运的思考，都是其获得当年的现场拥戴和今天客观评价的理由。只是与一切善于探索的先驱者的命运一样都要为历史给予他的肯定付出世俗的代价，他的校园诗歌未能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注意，也未能像其他幸运者一样以此敲开大学的校门。历史没有给予他继续张扬大学校园诗歌的机会，或许，随至而来的那个时代之末的社会事件已无法让他再继续付出代价。从纯粹的诗歌角度来看，姜红伟是那个年代真正的校园诗代表，像食指代表了他的年代。但遗憾的是今天的许多人仍然以诗人的发稿量来评价那个年代的影响，这不仅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意味着判断标准已经陷入了极端功利主义的泥淖。在同时代中有的青少年诗人作品数量巨大、发表巨大，有的还幸运地被著名大学录取。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当时所谓正规报刊的编辑思维还囿于传统的诗歌形式，他们除极少数人宽容探索之外，大部分不能容忍诗歌有新的写法出现。而有的校园诗人的写作风格暗合了他们的取稿标准，而有的人的诗歌就是为发表而进行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的大学能够破格录取一些校园诗人真正的目的并不想吸纳这些具有创造才情的人，真正的目的是录取一些“特长生”在发表作品时扩大对本校的宣传。所以，从这一现象的结果看，真正具有探索、怀疑、否定和创造精神的校园诗人反而不一定能被大学破格录取，倒是一些写得传统、规范、乖巧的校园诗人顺利地免试跨入了大学校园。之后便进一步埋下了“失踪者”的失踪之因，使显赫者因为吻合世俗的生存规则而越加显赫。直到今天，我更愿意把“著名诗人”和“真正诗人”分开，许多“著名诗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诗人。这本来是鉴定当代诗歌史真伪的常识，因为在当今的体制和习俗的巨大包围下，有的人很容易“著名”，但仔细阅读其文本并未发现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但其“著名”为其带来了世俗的利益，其利益又促进着“著名”，形成了一个打造“著名”的怪圈。而有的“真正的诗人”因为拒绝世俗的评判标准，所以便无法被世俗所容纳，也就无法拥有世俗的利益和光环，因此在时代的利益现场也就离“著名”越来越远。如果有一天被历史重新打捞出来，必须也是拉开了与现场的距离，这时候，诗人的世俗命运早已零落到了历史的边缘。因此，真正的诗歌史并不是靠那些“著名诗人”写成的，而是那些具有破坏力、创造性和探索精神的真正诗人铺就的。只是他们悄悄地完成了历史的书写之后，已经隐退到时代的角落，这并不是探索者的高尚动机和道德自觉，而是探索者命运的反讽。作为读者，我们虽然无奈于历史的发生，但是有必要剥开诗歌史的厚厚伪装，避开那些各种各样的道德粉饰，去聆听那深藏在历史内部的、具有无限张力的、惊悚我们灵魂的声音。也许，一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剥开诗歌史的全部真相，但是面对真相时的感动恰恰是真相显露的机缘，只是我们要善于拥有这样的感动。
我一直认为当年的校园诗运动和今天的纪念文集其行为意义大于文本意义，但也并不因此否定其中的文本价值。今天看来，当年的校园诗运动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空前是因为历史的从未有过，绝后是因为现代社会以及传媒业的发展已经过了那样的历史阶段，历史是无法倒退的，从此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历史土壤。当年校园诗运动真正的意义是它客观上对于应试教育的反叛，是对回归青春的执著。在校园诗运动鼎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正好是恢复高考十年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因为恢复高考十年来使许多人一夜升天，使另一些人一夜入地，同窗同学在一夜间出现两种命运的反差。高考崇拜驱使着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又绑架了一代青春。因为在当年来讲，一旦跳过了龙门便意味着奋斗成功，并不像今天意味着刚刚开始。所以，那个八十年代虽然是充满着理想、充满着兴奋、充满着变化，但由于高考这个恶魔又使多少人的理想破灭、信念崩溃、命运沉沦。一方面写满着高考成功后的狂喜、受宠、骄傲和炫耀，另一方面是更多的沮丧、冷落、自卑和无地自容。这时候，校园里照样有一批尊重青春的另类，他们不甘于完全匍匐在龙门的脚下，而是用纯洁的感受、蓬勃的才情、淡淡的忧伤发出青春的真唱。让校园诗歌第一次站出来发言，用诗的形式，用诗歌社团的形式呼应了一代中学生的价值宣言，发出了对于应试教育强烈的客观批判。可以说，在那个高考价值如日中天的年代，这些来自高考参与者内部的力量第一次对于这种命运光环说不，同时直接促成了“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的提出和教育改革，尽管日后的教改步伐并未加大。从今天这个群体的个人现状来考察，不管是被破格录取者、高考成功者，还是寻求它途就业者，都表现了一个群体所独有的对于世界本质、人生意义、社会选择、族群坚持不懈的探询。进入高校者并未就此止步、安于平庸，有的是用更加前卫的姿态进行着事物内部以及灵魂核心的探索。其它途径就业者也并未完全借鉴底层的人生经验，或形成狡狤的生存策略，而是由于创造精神的支撑，始终保持着对于历史意义、语言能指以及当下承担的追求。可以说，当年的校园诗运动一方面是打向应试教育的一组炮弹，震撼了一个制度的神圣光环。另一方面，它的运动本身唤回了我们应有的青春，使青春因为青春的歌唱回归了青春本身。如果不是记忆中拥有这样的校园诗运动，流逝的青春哪里会有如此斑斓的色彩，只能是疲惫的灯光、绷紧的铃声、干涸的粉笔、狰狞的试题和师长的斥责。幸亏有这样的运动把生命和光阴贯穿，我们的青春没有过早地老去，我们的年华也没有完全屈服于一种制度的试错。并且留下的更多的是对于今天的意义，尽管保守者们还未能躬身倾听。那么，相对而言，今天这本《失踪者》的编选和出版，它的行为意义并不是对于所录文本的肯定。因为文本的哲学深度和思想凌厉远远无法和“第三代”相比，这也完全是身份和阅历的局限。但是与“第三代”不同的是这个被遮蔽的群体丝毫没有命运的呻吟，没有裸露精神的伤痂，也没有极端化的语词的游戏。反而保持了一种历史的轻松、心灵的明亮、前行的活力和对于世界的悲悯和宽容，他们的脚步没有上一代那么沉重。所以，今天的二次表达只是对于时代物化时尚的一次反省，也是对于诗坛犬儒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学院主义者的一次嘲讽。虽然八十年代是充满理想、充满变革的，但毕竟是一个众多价值纷纷亮相的年代，校园诗运动是那个大合唱之中的另一种风景。今天的时代毕竟是进步了，今天我们对于价值的呼唤比那个时代更加多元，更强调人的本质意义。也许今天的强调脱胎于八十年代的文本精神，如果没有那时人文精神的弘扬，我们可能还处于理想的蒙昧状态。那么，今天这次纪念活动和文集的出版是对那个时代的精神打捞，是对历史细节的再一次充满善意的端详，也是对今天诗歌价值下滑的一次提醒。根据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的诗歌已经基本被边缘化了，有人归为时代的物化，有人坚持认为诗歌仍在挺进，甚至有人认为诗歌与当下、与承担无关。当代诗歌在媚俗的裹挟之下完全个人化了，有的走到了犬儒主义的极致，一种自娱自乐的迷雾笼罩了诗坛。比较起来，当年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虽然远不能代表当时的诗坛，但它的发生完全是纯粹的、有着理想动机的，日后理想的改变是另一回事。今天姜红伟再一次所进行的诗歌行为也许与当年创办校园诗报一样，完全是一种对诗歌担当的自觉，是回应青春和生命内部的历史要求。在众多的诗人可能只会写诗而不善作事这一点上，姜红伟的诗歌行为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次纪念活动和文集出版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关注那个年代，和拉开时间距离之后来考察它的全貌。因此，在今天的诗歌场域来讲，这本文集的出版与其是在凸现当代诗歌史的真实，不如说是在置疑今天的诗坛。或许今天的诗坛对一本这样的文集根本不屑于顾，那样，当代诗歌史会重陷一种自以为是的二次迷误。
当然，这本文集的缺陷与它的优点一样明显。一方面是校园诗人的整体局限，如果放在一个中学语境下考察，任何人不会再有苛求的理由。所有的只是对于那个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的震惊，惊讶于那并不是一个幼稚的群体。他们没有上一代人明显的历史重压，但时代在急速的转型期给了他们太多的对于理想的追求，他们飞跃在了历史的浪头。另一方面这本文集只是一次原生态的史料展览，并未进行严格的学术爬梳，正好向每一个阅读者和研究者敞开了一切。所以说，它有着不同于学术文本的另样意义，我们在今天所缺少的早已不是学术堆砌，而是对于目睹被历史隐藏的、曾经弥漫在辽阔天地之中的诗歌河流的渴望。关于校园诗歌，的确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话题，因为很少有理论家愿意将学术与青春发生关联。在只“术”无“学”的时代，“术”之干涩、古奥才显出其专业精湛、学问深厚，如果研究校园诗则很容易被划归青春派系列，似乎将与“圈内”脱离。所以，在此看来，校园诗的历史梳理成为诗坛可怕的盲区，而恰恰相反的是校园本身有着天然的、毫无功利的、不知技巧的诗意。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实在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这种现象有着特殊的历史机缘，也有着合理的社会和时代土壤。这种现象聚敛了一个时代的人文信息、心理纠葛、社会冲突、文化焦虑和范式转换。这些文本中又包藏了一代人的心灵符码、情感历程、理想坐标、前倾姿态和蓝色叹息。因此，那个年代的中学校园诗歌应该是校园诗歌的主流，因为它暗合了一个时代的前进初潮。姜红伟多次告诉我他又在编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档案》，我坚持认为，这个群体跨入大学时代后已是一个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和社会的急速转型期，大学的诗歌活动很快已让位给功利主义和即时行为。在此之前大学校园诗歌的辉煌时期又是中学校园诗歌的鼎盛时期，那时我们未能参与其中，所以，这个群体的校园诗运动在中学时代已经结束、成为定格。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它只需要一个亮相，并不需要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故事，完美只属于想象和喜剧，但它们并不是历史。历史有时候又只是一个过程，并不一定按照过程预定的逻辑出现预定的结果。诗歌史也正是如此，其中的残缺不仅代表了真实，还有着温和的提醒和对今天的启示。其中的遗憾不仅是历史留下的没有终曲的创作，同时留下了让我们透视事物的精神要求。今天，姜红伟以及校园诗歌的二度表达，正是由于当代诗歌史所造成的缺憾，否则，我们怎么会保持了最初的青春激情来省视自己的足迹。新的诗歌史又正在书写，如果这个群体再一次成为新的“失踪者”，诗歌史或许将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因为当年的校园诗运动有着巨大的溢出效应，只是更多的时候人们习惯于盯紧脚下而不习惯于仰望星空。好在遮蔽当代诗歌史的政治包装正在一层层腐朽，我们所仰望的真正星空原来是如此浩瀚、博大、美丽并出乎想象。
2008年4月20日 夜石门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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