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一个真小人，像伪君子一样坐着。
一九六五年七月半下午，阴沉的天夹着嘶哑的雷鸣，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大巴山深处的一条山路上，几个庄稼汉抬着一位难产的孕妇，在山道上急速地奔跑着。
下午五点过我终于来到了人世。由于早产出生体重不足四斤，乡卫生所的医生说：“这孩子大概是活不了的。”在爷爷、奶奶精心照料下，我还是在这个世间存活了下来。
从蹒跚学步到一路上走山路，爬拖拉机、赶汽车、坐火车一口气读到大学。十七岁那年我独自一人告别故乡、亲人来到重庆大学。虽就读于工科却偏爱诗歌创作。 曾参与创立“大学生诗派”，早期作品有《回想》、《情怀》、《恋爱辩证心里》等。并自编有诗报《中国当代诗歌》、《中国诗人》在大学生中流传其广。
一九八七年夏，十四年寒窗苦读即将换来一张本科文凭，一支铁饭碗。却偏偏事出意外 ，为了三分钱的舞票钱我狠狠踢了采矿系学生会干部关键部位一大脚。就此被拘留十五天，差三天毕业时被学校狠狠开除。那时我即将满二十二岁，那是一个充满憧憬、梦想的年岁，刹那间万丈雄心没入无底深渊。我纯净的内心第一次泛起无限的悲凉、对抗和叛逆。在《我的大学》中我这样写道：那一句无法更改的语病/至今让我不能安身立命。
正当同学们意气风发奔出校门，跨入天南地北工作岗位时，我却在父、母亲人的眼泪中和故里左邻右舍的叹息中独自走出学校的后门。在回望母校的那一刻我滴下了成人后的第一滴眼泪。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嘴唇，又将血吞回肚里，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人;一个殊途同归的人。
在女友的鼓励下，并在她父、母的全力支持下，我很快在离母校不远的沙坪坝电影院旁开起了一家名为“王氏酒居”的咖啡馆。那是一九八七年的下半年。由于人们当时的生活方式和意识的闭塞，加上我从书上以及自己想象出来的各种名目，用最低成本制做成的所谓各种名贵咖啡种类（如皇氏咖啡，爱尔兰咖啡等），以及各种洋名小吃（如我花四毛钱买一袋鱼片涂上果酱、浇上高度白酒再加火一烧系命名为“哈瓦那鱼片”等等）提升售价。很快我便开始赚钱，那年头每月三万多的利润。
有了第一笔钱我很快卖掉了咖啡馆，在九八年开始组建时装演出团。随即又转让出去，开始和我一位好朋友一起开公司。那时重庆的摩托车十分紧俏，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就赚了一百万元。同年我女朋友从重庆大学毕业，在她毕业后的第二个月我们结婚。第二年即九九年生下大儿子。
九零年我和另一朋友相约去广州发展，到广州推销101毛发再生精，并进电器到重庆销售，常年往返于广州和重庆之间。九一年我和一位香港商人一道返到我的家乡。创建了当时达川地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怡达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九二年“水车楼”开业，经营：粤菜餐厅、舞厅、歌厅、火锅厅。一条龙经营生意出人意料地火红。不知是出于时日对商业的敏感还是胆识的缘故，那时想赚钱就是把一个想法布置给手下去实施就能完成。
两年后“水车楼”生意开始萧条。九四年赴缅甸设立商号开始经营玉石，把大量的玉石料运到广州的加工厂做成雕件、挂件。其间资本积累初上台阶。开始四处购地经营房地产业，并买下市中心一家位置极佳的电影院改造成商场和商住楼。在不经意间赚了数目不小的利润。在此期间由于后任妻子的作梗导致和前妻离婚。并于九五年与她结婚，九六年三月生下第二个儿子。
儿子出世不久，应一位朋友的邀请去贵州给某股份公司引资。作为中间人我为他们公司引资两千万元，自己得了二十万的中介费。由于那家公司操作不规范出了问题。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导致我在拉萨金谷酒店被贵州警方抓捕。在拉萨关押三天后，从拉萨坐飞机押解成都，又在成都收审所寄押三天而后坐火车押往贵州。十天内马拉松似地在三省不同牢房和不同交通工具中渡过。在贵阳关押足足将近三月，写下《牢门积雪》、《今冬狱中念妻儿》。在一位大哥和一位大律师的全力周旋，据理力争下终获无罪释放。也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每个公民有被收审的义务。
带着极度偏差的心理回到故里，又由于种种不愿深究的误会，九七年正月初八又和第二任妻子离婚。
真乃祸不单行，同年我的母亲又离开人世。悲痛欲绝后我写下了《母亲河》。打那以后似乎内心的平衡突然遭受了极度的破坏。我开始有些玩世不恭，日日赌博，夜夜狂欢，肆意挥霍无度。喝酒喝得一塌糊涂，打架打得天翻地覆。随即染上豪赌的恶习。事业一天天走向下坡，意志一点点被瓦解，而那时的我内心竟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两年的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即将变成一个废人，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曾经让我一度辉煌又让我黯然神伤的地方。我是一个极度感性的人，虽常自命不凡，但情商却几乎为零。常在一件解不开结的事情上绕着零转圈圈，最终仍然等于零。
九九年又重回重庆，并辗转于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公司想重塑事业以图东山再起。但命运是上天似乎早已注定，从那以后我屡屡败北。亏光了自己的积蓄和朋友处借来的数目不小的钱。幸好前几年在我处境好时帮助过不少朋友 ，此时帮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在朋友的东拉西扯中我常常往返于缅甸及澳门赌场，梦想着一夜暴富回到从前。却愈陷愈深，难以自拔。在缅甸期间数度坐水牢，险些被活埋，仅凭一身胆气活得九死一生。
此时的我内心深深知道，自己正走着的是一条绝路，再走下去即将就是尽头。二零零三年的春天我独自一人在重庆南坪一间屋子里整整地呆了一个月。我在总结、思索。可更为重要的是行动。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向亲人、朋友、昔日并肩的好友们凑了最后一笔钱，并只身去了上海。在上海注册了一家服装公司，并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这是我一生中做事最认真的一次，我心里明白自己是再也亏不起了。可靠我手仅有的四处凑合的资金想要支撑一个时装品牌简直是杯水车薪。二零零四年我的一位律师好友来上海出差。我们做了一次彻夜长谈，一致认为务须坚持。他咬着牙借了80万给我。也就是导致后来一首诗和80万元的关系。
二零零五年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一天天跨下去，四月份前妻又打来电话说大儿子和人斗殴出了大事，死伤均有的一场群殴。我内心的防线瞬间全垮了。
不得以我不得不放弃上海公司，打道而回，时下已两手空空。正如宋炜文中所提我又开始破罐子破摔。我又四处开始借钱狂赌。甚至不惜高息，在接到儿子第二天要开庭的电话时，我正急得无路可走。短短几月我欠下了一般人不敢想象的赌债。当晚我关掉手机，带上一位朋友匆匆赶去成都。
第二天上午当庭宣判儿子被判八年。怀揣判决书我失魂落魄，脑子一片空白。晚上来到一个酒吧狂饮至凌晨一点开始放声痛哭。
来了几批朋友前来相劝都无济于事。痛哭至早上五点回到宾馆，铺开纸笔开始了诗歌创作，当夜写下《围棋》：我大儿执黑/小儿执白/我左手下黑/右手提白/我父子三人奔走于黑白两道/力图走上正道。写完后我抽泣着低声唱起少年犯主题歌《心声》，伏案而泣，无助的悲怆伴着无助的凄清。
从那以后我扔掉手机，独自躲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疯狂地创作诗歌。不到一年时间写下了一百四十多首。最多时一晚上写过十首之多。生活中我实在无法面对的和无力面对的试图在诗歌创作中得到解脱，一切是那么的无济于事又那么的聊以自慰。在今年十一月十一日结集出版诗集《大系语》。现正开始创作小说《判决书》一点点缓缓释放内心一滴滴浓浓的酸楚。
既已一伤再伤，何惧还伤。一切都那么地虚无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自己真实的生活中。生与命时而合拢、时而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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