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内心的中介
——读起伦诗集《新世纪的发音练习》
远人
几千年来，“诗言志”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度对诗歌的核心界定。其中“志”之一字，容易被解释成“志气”、“志向”等等。这些充满形而上意味的词汇，倒是契合闻一多对其考证出的“怀抱”一说。令人感兴趣的是，闻一多对“志”的考证还包括“记录”和“记忆”。不论何种说法，这些考证其实就已经表明，位于“志”之上的“诗”字，已不免有“志”的工具之嫌。换句话说，“诗言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隐含它自身的位置颠倒。因此，我更愿意接受的是陆机提出的“诗缘情”一说。
对“情”字的解释众多，宋人程颐说到时，显得有点不太耐烦，“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这句话不应被我们今天的诗人们忽略。从至今都处世界诗歌巅峰的唐诗来看，比比皆是的名篇大都无法拒绝“感与应”的召唤。之所以无法拒绝，就在于诗歌本身就处于感应核心。至于表达感应的技法，则由诗人们的语言修为决定。对语言的使用，恰恰又来自于诗人的性情。诗人的性情决定诗人的语言。尽管诗人的性情千差万别，诗人们面对世界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但一首真正的诗歌必然是诗人对生活和世界的语言体现和认识体现，说到底，诗人们写下诗歌的过程，也就是将自己面对的世界进行“感与应”的个人化过程。只是，今天的大量诗人在掉进语言迷宫之时，往往不记得诗歌的这一本体功能。对诗歌的本体功能认识不够，写出的往往就不是诗歌，即使写出的文字是分行构成。因此严格来说，作为文学表达体裁一种，分不分行倒不是诗歌的唯一认证方式。关键在于，一个提笔写作之人，是否在作品中进行了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勾连才异常重要。勾连需要中介。因此，完成的文学作品有没有诗歌质地，就看写作者是否让作品拥有他进入认识和进入表达的有效中介性质。缺乏中介性质的作品难以称为作品，遑论诗歌。
当我一行行读完起伦的诗集《新世纪的发音练习》时，我强烈地感到，起伦的大量诗歌，充满他认识生活和世界的中介性质。能够做到这点，在于他极为自然、极为坚决，也极为严苛地将这一中介朝向指向了自己的内心。
一、中介的出现
这本诗集名的重心是“发音”和“练习”。其中“练习”可见出作者的虚怀和谨慎，“发音”则内涵作者的野心和抱负。起伦将“野心”看成“练习”，便足见其野心有着相当明确的个人指向。因此，这里的“发音”不仅是重心，它喻示的还是核心。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写作者，都无不渴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摹仿能力再强的人，也不可能摹仿自己的声音，而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简言之，拥有自己的声音才使写作者拥有独立的自我。只是发出的声音究竟来源哪里和面向哪里，才是考验作者野心是否建立在自己的胸有成竹和有的放矢之上。
通过写作发出声音，也就是通过词语发出声音。作为步入成熟的诗人，起伦不缺一张个人的写作词汇表。在其作品中，我们随时就能看见“秋天”、“孤独”、“光芒”、“明澄”等一系列充满感与应范畴的词汇。词汇表对任何一个写作者都至关重要，它形成的是写作者最属己的发音方式。只是，对写作者来说，迷恋词汇表和如何运用词汇表有相当大的区别。起伦异常小心的，便是通过这些词汇，明确出个人的中介出现。因此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能够看到他一步步借助词语，将个人的中介来源交待得清清楚楚。
……
我不知疲倦地开掘内心，使它成为一眼水井
在夜的故乡深深扎根
——《夜》
这两行令人心中一动的诗句交织起五个意象。即“内心”、“水井”、“夜”、“故乡”和“扎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起伦首先在词语的选择上，摒弃了复杂和晦涩。能在简单的词语中张开内在的致密，就表明起伦对语言已经拥有化繁为简的运用功夫。其次重要的，是我们能真切地看到，起伦选择的中介承载是毫不犹豫的个人内心。事实上，作为承载，内心是每个人都避不开的选择。但选择内心，不一定就能保证选择者能够到达选择后的目的。起伦面对内心，所做的是“不知疲倦地开掘”，这就令人感到心惊了。没有“不知疲倦”的前提，内心便不可能被开掘成“一眼水井”。但成为“水井”，显然还不是起伦的目的，他需要的，是将这眼水井“在夜的故乡深深扎根”。因此，在起伦将诗歌当做自己认识世界的手段之时，首先就亮明了自己的写作态度。这一态度，保证了他诗歌中介的成色。作为读者，我首先看到的，便是起伦对诗歌本身抱有罕见的虔诚，其次是起伦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欲在驱使他将这一虔诚反复打磨，其结果是诗歌在他笔下呈现出非同一般的沉浸色泽：
……
当一种习惯深深融入一个人的血液
便与他的血液有了同样的热度和颜色
除了死亡，再没什么可以漂白。
——《阅读》
这三行诗来自另外一首，但内在的表达却对我前面引用的两行有进一步的推进。它让读者更为震动。独立来看，这首《阅读》已经具备一首成功之作的各种元素，从整部诗集的横向来看，这首诗又恰恰在担当起伦诗歌中的现身角色。它让起伦的诗歌不再只拥有简单的抒情色彩。“诗缘情”，说明诗歌的确是情绪的产物。但仅仅停留在情绪，未见得能到达真正的感应。感应有种面对。起伦的《阅读》表现的正是面对。一连两次出现的“血液”能使我们格外强烈地感到，他所做的“开掘”，是用个人的“血液”进行。而他的“开掘”在行为中已经成为“习惯”，乃至“除了死亡，再没什么可以漂白”。
对所有人来说，死亡都是终极，能将终极引向诗歌，并使诗歌具有“热度”，就说明起伦对个我生命的投入，取得了不再盲目的方向。因此，起伦的诗歌在出现之时，蒙上的便是十分自觉的生命意识。对生命意识的表达可以多种多样，起伦选择的手法是诗歌。或许，选择诗歌，就在于诗歌有最强的“感与应”功能。起伦将这一功能与自我的内心连成一体，它就既表现出起伦对诗歌的奋不顾身，也表现出起伦在个人与世界之间，架设出一条明确的中介之路。
二、中介的认识
从严格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人要架设一条与世界的中介之路不是易事，但也难说就是困难到不能完成之事，其中的难点与要点在于，当中介架设完成，将如何认识这一中介便立刻显得重要。对起伦来说，当他明确自己与世界的勾连中介是诗歌之后，如何认识诗歌就成为他面临的重要课题。
起伦的诗龄不短，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诗歌之所以是诗歌，就在于诗歌的本身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促使一个诗人在摆脱诗歌写作的学徒期之后，对诗歌的功能意识有越来越强的体认。因而认识诗歌，从来就需要诗人对其不断进行修正。如果说，起伦的第一本诗集《沿途的风景》是他诗歌的初步成果，那么我们也能看出，那些成果更多的是在表现其技艺的磨练和日臻成熟之上。《新世纪的发音练习》不然，它在整体上展现的，是起伦对诗歌本体的认识深入。这一深入构成他对诗歌中介作用的认识：
……把时光就这么虚度下去吧
虚度下去吧。但我突然发现
他在孤独之中发出的隐忍光芒
已不知不觉把天空拉得靠近了自己
——《老苦楝树》
这首《老苦楝树》让我想起起伦早年所写过的一首《与一株苦楝对视》。在那首早年之作中，起伦表达的是思绪，乃至他写下“我确信与它的对视∕能坚持到时间的深处”。即便在今天来看，这两行诗依旧有它的阅读魅力，但问题是，魅力不能解决诗歌的本质问题。仅仅呈现魅力的诗句也不过说明作者内心拥有一股欲望。呈现欲望，必然依靠客体，因此很难说欲望本身就可以呈现。在这首《老苦楝树》中，起伦依然表达了欲望，只是这欲望已变得“隐忍”。隐忍的结果是诗歌的呈现有了立足之地。不论“把天空拉得靠近了自己”是否真实，作为读者，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一个清晰的画面。有画面就有呈现，有呈现就有坚实的质地在支撑诗歌本体。它可以对应起伦在《祁东》一诗中说过的那样，“拒绝一个游子泛泛而空洞的抒情”。拒绝空洞，就表明起伦对诗歌的理解走向了不再片面抒情的满足。这恰恰是诗歌对一个诗人的绝对要求。
因此，起伦对诗歌作为中介的认识就有了极为个人化的确信。任何一个人，一旦有了确信，就必然有对确信的挖掘。也可以说，正是有了确信，才使挖掘成为起伦的真实行为。这一行为驱使起伦理解到诗歌在个人与世界之间的重要位置——活着的个人是孤独的，但孤独的个人却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光芒”，以致使天空都像被拉得靠近了自己。
理解这几行诗歌，我们也就能理解，作为中介，诗歌已变成了起伦认识生活和世界的秘密通道。踏上这一通道，起伦对万物的理解就达到全新的高度。
那令人兴奋又令人破灭的希望
在拂晓来临前，都交付了晚风
若是还有什么未曾了结的梦想
也都凝成露珠，落在了花蕊
如果你认定那就是花之泪
你能说出它是甜？是涩？还是咸？
不错，花朵都是美丽的
但她的每一片花瓣，都
交织着不可理解的痛苦和孤独
关于这一点，我们都不要视而不见
——《花之泪，或爱情》
在我全部引下的这首十行短诗中，表现了起伦对诗歌中介性质的透彻认识。就诗歌来说，以形象说话是老生常谈了。诗歌的确离不开形象。但问题是，诗人通过形象究竟要表达什么？进一步说，诗人对自己要表达的是否可以最终取消形象？
取消形象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取消形象的前提是寻找形象和塑造形象。这首《花之泪，或爱情》不是没有形象——我们至少能看到“露珠”和“花蕊”等等。但这些形象不构成整首诗的重心，而仅仅只是起伦借用过来的一个象征。象征一旦出现，就意味作者需要的不再是简单的意象追寻，而是通过意象的出场来表达更为深入的人生理解。换言之，在起伦笔下，诗歌承担的是一种理解。理解人或者理解物，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行为。它一定饱含作者丰富的人生累识。这样的累识化身为诗时，作为读者，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行行随意于外、坚实于内的感受呈现。这呈现不再是纯粹的物的呈现，而是人生给予起伦的通透认识。即使这首诗中出现了问句，但那些问句倒有种比陈述句更为肯定的坚决质地，以致起伦提醒我们不要对“不可理解的痛苦和孤独”“视而不见”时就显得格外具有扎实的分量。不借助客体而使“述说”成为具有分量的“述说”本身，就表明这“述说”达到了其本身所蕴涵的质地。因为那些往往被我们视而不见的痛苦和孤独才构成人必然面对的最真实的境况。而这样的诗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分行作品，它进入的，便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感受最深处。它不仅彰显了一首诗歌所抵达的诗歌本质，还强化了起伦对诗歌中介作用的理解，因而也就能够使起伦进入诗歌作为中介的功能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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