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荷马那里，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是对阵双方的各自英雄。荷马留下史诗，目的也就是为了称颂英雄。也许可以说，在远古时代，个人勇武是受到重视的最高品质——谁具有最高勇武，谁就最值得称颂。它不仅是荷马时代的法则，即使在今天，也是支配国家行为的勇武范式。简单来说，战争从来就是人类所必然服从的永恒法则。只是，进行战争是一回事，理解战争的内在蕴涵又是另一回事。荷马能将战争场面叙述得有如亲见，却没办法将战争的理解和最终目的告诉读者。因此，不仅阿喀琉斯被他竭尽全力地进行歌颂，赫克托同样也被他称之为“英雄”。有所不同的是，在荷马那里，即使赫克托也是英雄，但只要和阿喀琉斯相比，仍显得处处落在下风。
因而问题是，既然阿喀琉斯能够压倒赫克托，为什么特洛亚城能屹立十年不倒？特洛亚若没有赫克托，恐怕用不着俄底修斯最后贡献出他的“木马计”。在荷马那里，赫克托的夺目光彩可以用其母赫卡柏的话来说，赫克托“夜以继日地令我骄傲，∕全城的男女视你如救星，敬你如神明”（前揭，〈伊利亚特〉，第562页）。这就充分说明，赫克托虽然在武力上逊色阿喀琉斯，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来护卫他的城市。
因此，荷马描述的赫克托究竟是什么人，就成为值得探讨和绕不开的问题。
荷马没有让读者等得太久，全书第二卷就提及赫克托，紧接着的第三卷就让读者直面赫克托。当墨涅拉俄斯发现诱拐自己妻子的帕里斯在战场之时，怒不可遏地朝对手猛扑。不论在荷马那里，还是在莎士比亚笔下，帕里斯的形象倒是没有变化——色欲有余，谈不上是战士（遑论勇士）。当他看见墨涅拉俄斯朝自己扑来，立刻躲入己方人群。对弟弟的这一行为，赫克托充满鄙视，当即怒骂帕里斯是“诱惑者，好色狂”，并希望他“没有出生，没有结婚就死去”，因为“比起你成为笑柄，受人鄙视好得多”。在怒骂的结尾，赫克托点明这次战争的缘由正是“因你干的坏事”（前揭，〈伊利亚特〉，第68页）。
在全体特洛亚人中，只有赫克托，才是将战争起因归结在帕里斯对海伦诱拐上的唯一之人。在今天来看，几乎用不着将其刻意突出，但在荷马时代，却有令人震惊的意义。因为在赫克托之外，特洛亚从国王普里阿摩斯开始，都将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的生存事件。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荷马早早为柏拉图的论述开辟了先路。要不然，柏拉图不会将《法义》首章命名为和今天的道德领域没什么关系的“美德”，更不会将“美德”的第一节命名为“论战争”。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没必要奇怪柏拉图为什么开卷就谈，“我觉得，立法者之所以认为很多人不懂事，乃是因为这些人认识不到，终其一生，城邦的每个公民都不可避免地与周围的所有其它城邦处于一种永远的战争状态……大多数人称为‘和平’的，从来就只是一句空话”（见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法义〉导读》，第66页，谭立铸译文）。
既然和平只是空话，战争究竟因何而起，就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战争可以成为建功树业的大好时机。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阿伽门农率军攻打特洛亚，表面目的是为了帮助墨涅拉俄斯夺回海伦，但却会为了这个已经将帕里斯看成丈夫的女人而杀死自己的女儿献祭。从现代伦理角度来看，夺回海伦的首次行动就是杀死一个无辜女人，便足以成为难以置信的无耻之事，但在现代理性——至少莎士比亚时代的理性没有建立的时代，首先让一个无辜女人去死不仅不会遭到谴责，相反是合情合理之事——既然兵事将启，献祭就是必然之事。什么人该被献祭，和被献祭人便毫无关系。因为被献祭人必须去死。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希腊与特洛亚的十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海伦而死，那些马革裹尸之人，不过是为了自己功业的建立。所以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在《伊利亚特》里，宣扬公正的宙斯从来不以为帕里斯的诱拐行为应受惩处，他也没理由阻止分成两派的诸神各自支持自己喜爱的勇士，原因也仅仅在于那些勇士不过是为了建立个我的万世之名——这和海伦难道还有什么关系吗？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希腊人兵临城下，普里阿摩斯才会反而告诉海伦，“在我看来，你没有过错，∕只应归咎于神，是他们给我引起∕阿开奥斯人来打这场可泣的战争”（前揭，〈伊利亚特〉，第72页）。
将战事归咎于神，就说明没有哪个人该当负罪。因而对战事的出现，首先就剔除了它的伦理涵义。所以当赫克托指责帕里斯之时，莎士比亚一定相当敏锐地发现，赫克托是唯一将战争的伦理蕴涵进行挑明之人。挑明伦理存在，就是挑明罪恶存在。只是，史诗中除了赫克托，没有人以为罪恶存在，即便帕里斯承认赫克托的责备“非常恰当”之时，所承认的也不过是自己的战士之心不够坚强。他和所有人一样，没有在任何一秒钟内有过伦理负疚。当他提出和墨涅拉俄斯进行单独决斗，也不过将海伦摆在一个战利品的公平位置，似乎海伦从来就不是墨涅拉俄斯的妻子，而只属于决斗胜利的一方。当墨涅拉俄斯也同意这样的处置方案之时，我们就立刻看到，不论海伦曾经是谁的妻子，现在又和谁同床共眠，依附于她身上的伦理指向已在简单迅速地走向消失。就此来看，荷马的激情围绕，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中心。既然没有这样一个中心，那阿喀琉斯无论多么勇武，也就理所当然地引不起莎士比亚关注。因为阿喀琉斯的勇武仅仅只是勇武。只有赫克托的理性之言，才足以震动莎士比亚。哪怕赫克托同样勇武出众，但勇武之下，赫克托身上毕竟表现出一根值得抚摸的伦理线索。
对理性时代来说，这条线索至关重要，所以从荷马故事中攫取素材之时，莎士比亚就不可能不将重心投入在赫克托身上。借埃涅阿斯之口，莎士比亚明确表达出自己对赫克托的态度，“赫克托有的是吞吐宇宙的无限大的勇气，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骄傲”（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12页）。说赫克托有勇气而无骄傲，当然不仅是对赫克托的赞誉，还包含莎士比亚将他和阿喀琉斯在理性上进行最简单有效的对比。对阿喀琉斯如此，对整个希腊一方，莎士比亚就自然不肯说一句赞誉之词，相反，他借忒耳西忒斯之口表明自己对希腊人极度的内心厌恶，“奸淫，只有奸淫！全都是些不要脸的淫棍！”（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224页）。莎士比亚泾渭分明的态度其实已经表明，他所关注的重心究竟在激战的哪方，换言之，他将英雄称谓赋予在谁的身上。
六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没有对赫克托吝惜赞誉口舌，莎士比亚则更进一步，在他的剧作中将赫克托的光芒渲染得格外突出。因为莎士比亚看到，赫克托将战争的起因指向帕里斯，其实就证明在赫克托眼里，该负起战争责任的就是己方特洛亚。换言之，如果赫克托认为此次战争有战犯的话，那帕里斯就是唯一的战犯。只是，对赫克托而言，即便他将帕里斯看成战犯，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弟弟绳之以法，更何况，以赫克托统帅兼王子的身份也不可能不使自己投入到这场让己方继续蒙罪的战争。这恰恰是赫克托的痛苦所在。
在莎士比亚笔下，没有哪个懦夫能够承担痛苦。就像身为将军时的麦克白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他篡位成功，就因承担不了内在的痛苦而害怕看见一张凳子；当泰门一旦沦为赤贫，就宁愿刺瞎自己的双眼。因而不论他们曾经多么睥睨一切，但都对痛苦无力承担，也就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在全部莎剧中，唯一能承担内在痛苦的只有赫克托，赫克托的痛苦之所以属于内在，就在于他首先置身理性，看透了此次战争的全部实质；对希腊一方来说，同样看透实质的是忒耳西忒斯，但忒耳西忒斯的看透既不是根源于理性，更没有对痛苦的承担，因而只有赫克托，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唯一英雄。
如果说，这世上任何一个贩夫走卒都会有人评断的话，那么英雄自然会得到更多的点评。对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来说，少不了被人议论。很有意思的是，莎士比亚对他们的态度从双方的阵营中就得到截然相反的评断。在希腊一方，阿喀琉斯得到的评断我已经写得相当详细，需要补充的只有一处，那就是当赫克托提出决战，俄底修斯就已经识破，“赫克托的这一次挑战虽然没有指名叫姓，实际上完全是对阿喀琉斯而发的”（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47页）。但以阿伽门农为首的头领却不愿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相反，俄底修斯的计谋首先是用在自己人身上，“……不要容许赫克托和阿喀琉斯交战，因为我们全军的荣辱，虽然系此一举，可是无论哪一方面得胜，胜利的光荣总不会属于我们的……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借埃阿斯的手，压下阿喀琉斯的气焰……制服两条咬人的恶犬，最好的办法是请他们彼此相争，骄傲便是挑拨它们搏斗的一根肉骨”（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48-149页）。这段话令人内心发冷，不仅是希腊方的领导层各怀机心，还令人从他们的机心中看到，阿喀琉斯在阿伽门农等人眼中，不过是和“愚蠢的”埃阿斯相提并论的另一个愚蠢角色。从随后阿伽门农等人对阿喀琉斯故意采取冷淡而令后者惊讶莫名时，读者也能一目了然地看到，阿喀琉斯不仅不够智慧，倒还有点像美国当代作家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也可以换句话说，即使阿喀琉斯勇冠三军，在思想上也不过是能被人玩弄于股掌的对象。
但赫克托却截然相反。
在第一幕第二场，尚未登场的赫克托就先声夺人地从亚历山大口中说出，“赫克托素来是个很有涵养的人”（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27页）。克瑞西达也表示同意地说道，“赫克托是一条好汉”（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28页）。紧接着，潘达洛斯因为想让甥女爱上特洛伊罗斯，建议克瑞西达和他站到“高处”看将士归营。潘达洛斯的本意是希望克瑞西达欣赏到特洛伊罗斯的雄姿，但领先特洛伊罗斯走过前台的赫克托出现之时，潘达洛斯也忍不住说道，“那是赫克托！你瞧，你瞧，这才是个汉子！愿你胜利，赫克托！甥女，这才是个好汉。啊，勇敢的赫克托！瞧他的神气多么威武！他不是个好汉吗？”当克瑞西达询问赫克托脸上的痕迹是否刀剑所割之时，潘达洛斯对赫克托的赞誉再也按捺不住，“刀剑？他什么也不怕；即使魔鬼来找他，他也不放在心上。看见了这样的人，真叫人心里高兴”（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34-135页）。
对所有的读者来说，就不可能不看到，面对双方阵营的各自英雄，己方人对其拥有何种态度与认定。希腊方将阿喀琉斯认作“愚蠢”而充满捉弄，特洛亚方却将赫克托毫不含糊地认定为“好汉”而时刻颂扬。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勇武得到自己人的认定，而是他们各自的内在在得到显露。这种内在不仅是莎士比亚的发现，就连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阿伦特也一针见血地说过，“事实上，表面的吊诡有一种坚实的事实基础……一切……鼓吹又同时主张同化，亦即根据社会要求来作出调整，并被社会接受，这种情况……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00页，林骧华译文）。
在莎士比亚笔下，阿喀琉斯的行为和他人评断，的确充满“表面的吊诡”，但“坚实的事实基础”却一目了然。对赫克托来说，则是被特洛亚的整个“社会接受”。二者都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种“结果”的根源，就在于莎士比亚将理性的目光投入在双方的行为深处。读者不难发现，不论阿喀琉斯在荷马那里还是在莎士比亚那里，都令人十分惊奇地没有朋友，除了跟随他的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再没有一个可表白心事之人。当阿喀琉斯重披铠甲，未见得就是因为帕特洛克罗斯的阵亡激起他报仇心切的愤怒，或许还在于这是他唯一朋友的死去。对阿喀琉斯来说，帕特洛克罗斯的死，就意味他在人世的孤单来临。但必须看到，阿喀琉斯的孤单绝非高处不胜寒的孤单，而是其恃勇而傲的性格彰显。没有人愿意接近这一性格，即使承认其武力，也唤不起他人的内心尊敬。
赫克托之所以能被人尊重，也被莎士比亚看重，就在于赫克托身上总是闪射出不属于他的时代、却又必然将被人类拥抱的理性光彩。就此来看，赫克托在莎剧中的首句台词就必然显得重要，也必然显示出莎士比亚的独到匠心。当涅斯托受阿伽门农之命，给普里阿摩斯发出通牒，表示愿意结束战争，对将士的伤亡和人力物力的消耗也可以一笔勾销，只要特洛亚将海伦交还。普里阿摩斯找来儿子们商量，其实已吞吞吐吐地暗示了个人对通牒的接受意愿。赫克托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第一句台词不短，“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比谁都不怕这些希腊人，可是，尊严的普里阿摩斯，没有一个软心肠的女人会像我这样为了瞻望着不可知的前途而忧惧。太平景象最能带来一种危险，就是使人高枕无忧；所以适当的疑虑还是智者的明灯，是防患于未然的良方。放海伦回去吧；自从为了这一个问题开始掀动干戈以来，我们已经牺牲了无数的兵士，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像海伦一样宝贵……”（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55—156页）。
无需引完他的全部台词，每一个听众和读者都已能看到，赫克托的话并非是因为父亲的询问而答，恰好相反，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赫克托对战事有了自己深思熟虑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核心便是将目光投注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之上。纵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全剧，哪还有第二个人的目光至少在平行赫克托的视野——对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进行怜惜，这难道不正是后世神学家克尔凯郭尔的精神旨归？怪不得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舍斯托夫就是从莎士比亚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发现现代生存论的尖锐问题，并由此开始自己的思想生涯。不能不说，莎士比亚和克尔凯郭尔的确从一个观念世界走向了一个生存世界——现代思想的激烈交锋避不开莎士比亚，原因之一，就在于莎士比亚对真实的探索，提出了他的信仰要求。
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信仰，果然，赫克托话音方落，激烈的交锋便立刻开始。
特洛伊罗斯和赫勒诺斯差不多在愤怒地反对赫克托。前者认为兵士的生命微贱，不能和一个国王相提并论，后者认为赫克托的话不过是“意气用事”，反过来认为赫克托“是个完全没有理智的人”（前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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