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六二年，嵇康被司马氏处死，是年，他三十九岁，据说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
我今年也三十九岁，于是提笔把关于他而想说的文字记下。
二十多年前，我读《嵇康传》，便有一种仰止的感觉，不是为其才性，是为其临死时的坦然自若。我既为嵇康的风度所打动，又为司马氏的一刀所震栗。我惊慕嵇康鲜血的殷红与灿烂，并对他临终一曲《太平引》的绝响之声神往不已。但司马氏之一刀却令我窒息。这两种同样有力的力量在我心中碰然相撞，我的灵魂哑然失声。二十几岁我又想写一个关于嵇康的短剧，名字就叫《广陵散》。收看了好多资料，终究没有动笔。嵇康在我心中，实在是很重要，我不愿轻意谈说他。
嵇康的死，就是放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来看，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撕开来看，简直是中华民族最灾难的一页。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深沉的悲歌之一。所以，我不同意李泽厚的看法，他认为阮藉和陶潜最能代表魏晋风度。这是受鲁迅“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在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影响，是以儒学的眼光来看魏晋。因而认为饮酒避世的阮藉和他的“文尚曲隐”（《诗品》）的咏怀诗，集中而深沉的表现出魏晋士人的苦闷、压抑、生死无常的哀恻之心。我认为，权谋者或野心家和觉醒的智者都是看破世道和人性的人，野心家或权谋者因看破看透而懂得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和世道的机巧；智者却是昭示世道的机巧和人性的弱点；前者以智慧谋己，后者以智慧益人。所以，魏晋风度是一种看透人世和人性的觉悟，它是一种屹立在天地间的生活行为，一种个性化和审美化的艺术化人生。嵇康的心中应该没有那种儒者的执着，他唯一的执着就是使自己的性情自然安好，他是真的看清礼教为谁而设，就象人类驯牛便给牛穿鼻孔、戴枷索一样。这礼教不过是统冶者给百姓穿的鼻孔、戴的枷索。因此，我想嵇康是个能顺从人性遵循自然之道的人，因而也是能最根本地体悟到玄学的核心的人，体会到生命的主体意识的人。因此，也最能代表魏晋人物风度。他之后是陶潜，他俩都用行为人格和诗文理想，书写了独立自性的篇章。嵇康天然而不饰修茸，陶潜隐逸而自适。都创造出一种既属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人格风范。从而保障了中华民族的人性没有被绵延的政治黑暗全部戕害。在文明的世人面前，我们除了隐在寺庙道观中的人外，还有嵇康和陶潜。他们是中国文化人中最有胆气的人，他们是中国文化人中最壮丽的灵魂。
十余年前，有朋友向我提起行为艺术，我谈到了海子、顾城、茨威格、三岛由纪夫、以及拜伦的希腊之死。我认为这些都是行为艺术的经典之作，烛照着世间的衰败和腐朽，苟且和卑琐。最后我谈到苏格拉底、耶苏、伽里略，以及嵇康和谭嗣同。我认为他们的生命是人类历史创造出的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品，是闪耀着灵魂和思想光芒的巨作。
嵇康是个很多才的人，好道术，通气理，擅写诗文，喜爱琴乐。《嵇康别传》说他：“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主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性含垢藏瑕，受恶不争于怀。”《世说新语.容止》说他：“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 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些都是说他的名士风范。有了这般美质，又正逢魏晋玄风四起，便成就了他的高标卓立，自然超达，耿直率真的性情。《晋书.嵇康传》说他“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意识是说他不受老师的传授，自己博览群书而又能融会贯通。我想，嵇康是个以心格物的人，就是将心性顺应自然的变化，从而感悟知觉自然之道。自己感悟了自然之道，读起书来便会心会神，与天地精神交接，世间上的事情，便没有看不透的，社会的把戏，特别是权阀间的尔虞我诈、阴谋机巧，便障不了眼目。就是饱含性情的曹氏父子，为了建立事功，也不免杀伐异己，更何况毫无政治理想，仅以权谋制衡天下的司马氏集团。人间社会既然已丧失了天然自性者生存的土壤，人间的社会组织既然已成了滋生阴谋和罪恶的温床。“这里的花未开便遭到摧折，腐尸和粪土供养蛆虫生活。”（海涅）因此，嵇康自然不愿意加入司马氏集团。何况，嵇康不仅喜好老子庄子的理论，还羡仙慕道，畅神理气，服食丹药。在汉末魏晋，神仙方术很盛行，用来招神唤鬼，并渗入政治方略的，便是张角一派；用来养生全性，认识自然之道的（人类认识自然之道大约有两种方式，一是自然科学的实验证明和逻辑推理方式，二是宗教沉思的直觉烛照方式;目前这两种方式正在逐渐融合。），便是魏伯阳、葛洪一派。嵇康大约偏于后者，他可能时常修行，而且他认为修仙学道也要出于自然，不能只是苦修。这些认识是很接近禅宗的，大概是慧根一类的道理，他还认为只要方法得当，人是可以达到彭祖、安期那种状况的。他还采药制丹，那时讲内外双修，《太平广记》还记载他和王烈的故事，大约是说他成道的缘纷不够，有资质而不遇。他又把自己对仙道的认识，写成了《养生论》，向秀难他，他又答难，终因他的见识超卓，被当世京师的士子视为神人。他又写了《释私论》，认为真正的君子，呼吸自然，精神清虚，心里没有是非，行为不违自然之道，身体健康，心情通泰，情感不被欲望控制。真正的君子，没有虚荣骄傲，能超越世俗的名教，而契合自然的大道。所以，真正的君子，是按内心的道而行为，不考虑自己的生死的。中国有首民歌：“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候！”很深刻地揭露了中国政治的黑暗与腐败。而嵇康是个认识了道就要遵行的人，是一个并不等待世间礼法开了道才行路的人。嵇康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敢直行大道而不惧死生的人。所以他不能象阮藉那样饮酒避祸。他心中想学也学不会，他太自性了，脾气太大了。和他同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因病推荐嵇康代职，他便向山涛写了绝交书，书中列举了古代圣贤适性而为的典故，说明君子都是按本性而行事，各得其所。又介绍自己疏懒简慢，不宜做官的本性。又说“自卜已审，若道尽涂殚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试译：我自己审视了自己的命运，若果我自己顺性的道路走不通，也罢了。你为什么要没事生非，把我置入官场的绝境深谷中去呢？）这封信一公开，一是使嵇康的名声更加响亮，二是让当权者明白用官位不能笼络他了。嵇康终生追求庄子似的人格理想，庄子安于做一个小小的漆园吏，楚威王仰慕庄子学识，派使者去聘他为宰相，庄子笑着问：“我听说楚国有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国王用本箱把它装起来藏在庙堂上。试问这只龟，是死而享荣华呢？还是去活着在泥里摇尾巴呢？”使者答“当然去活着在泥里摇尾巴。” 庄子说：“请你告诉楚王，我也愿在泥里摇尾巴。”
嵇康呢，修身养性、谈玄论道之余，又在村子的大柳树下挖了环形水渠，每年夏天便在树下挥锤打铁。象他这样有名的人，却去打铁，自然令人既惊呀，又仰慕。东平有个叫吕安的，很钦佩他的雅量和志趣，常常一想念他，便千里驾车来与他相会。还有个很得司马昭宠爱的少年才俊钟会，也感到好奇，便带了随从驾了车马而来，嵇康在大树下打铁不辍，没有招呼他。可能双方都是聪明而自信的人，彼此明白各自的取道与志趣，很难去勉强找话题打破这份僵局。这是一次精神和心理的交汇。嵇康不停地打铁干活，钟会认真的看，过了会儿，钟会大概有些耐不住这份冷落，便要离去，嵇康却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对话充满了玄机。嵇康的行为，大概算是对少年达官钟会的失礼，不过嵇康只是出于自然，既然彼此志趣不一，何必虚伪周全呢？但嵇康见钟会无言而去，又自然地问了句，足见对钟会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如果嵇康对钟会有个别看法（特别瞧不起、看不惯），就不可能有此一问。钟会虽然聪明，但少年得志，不免自我膨涨，那受得了这番怠慢，面子上虽然很得体地回答，心里却很不舒服，所谓“见所见”后面恐怕有如此思想：“一个名动天下的士子，为什么不仕官？为什么如此气定神闲的在乡下打铁？既不象孙登一样归隐山林，又不象阮藉一般寄志酒文。如此清醒明白的一个人，他的心中会藏着什么呢？”
和嵇康交情深笃的吕安，还有个堂兄叫吕巽，也和嵇康交往。因为吕安妻子漂亮，吕巽把她灌醉后强奸了。吕安想报官府，但嵇康劝阻他，大概是认为这种事不宜公开于世人，吕巽行为虽然不轨，也只是一时色迷心窍。可是吕巽为怕暴露，却反诬吕安不孝，告到官府，吕安被捕入狱。那是个以孝治国的时代，就如“文化大革命”以主义思想治国一样。吕安的罪，相当于文革中的“反革命“罪，大抵是要判死刑的。因为嵇康与吕安心交，自知吕安为人，又为自己当初对吕巽的心认识不够而后悔。便出面替吕安辩护，证明吕安无罪，结果也被诬被捕。一来吕巽和钟会交好，二来钟会和嵇康交恶，三来司马昭已觉得嵇康动摇天下士子的心。嵇康不会不明白这一举动的危险。但嵇康就是这种直面社会人生，率性而行，不会绕道行路的人。大约他觉得大丈夫义行天下，坦坦荡荡，没必要退避让道？
嵇康入狱后，几千太学生为他请命，当时部分豪俊还随他入狱。这个影响，对司马昭来说，更成了心腹之患。再加上钟会记住了那次的不舒服，谗言于司马昭：“嵇康好比一条卧龙，可不能让他飞起来。你在统治方面没别的可以忧虑，只是要考虑嵇康…… 嵇康打算帮助毋丘俭谋反，多亏山涛没听他的，他才没有行动。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就是因为他们危害社会，扰乱名教。所以圣人除掉了他们。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肆，诽旁圣人经典，统治天下的人是不能容他们的，应该借这件事杀掉他们，使风俗淳正。”无疑，钟会是少年老成，深谋远虑的，我认为钟会倒并非完全假公济私，他说的问题很正确。恰是嵇康鲜明刚直的个性和司马氏集团的权谋政治的相遇，把人性的尊严、个人的权力、个体的价值等等和统治者的礼教、机巧、权谋形成了生死对抗。一个是要编些笼子，置些诱饵，请人上钩。一个是破笼断钩，任性自由。所以，嵇康终究祭了这个社会人生的历史大坛，擂出了最高昂的生命之音。
嵇康在狱中写了《幽愤诗》，诉说自己生平志趣“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试译：志向在于保持赤子之心，修身养气，成为一个自然的人）。”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已“曰予不敏，好善暗人（试译：说起来我真的很愚笨，我只知道按善的道行事，不知道、也识不透阴谋的小人），”“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试译：实在是以和他们辩白为耻辱，我活在一个不适合我的时代）”。这时，他大概明白孙登为什么要隐于山林了。但他还未想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所以，他“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只希望将来无声无臭，在山边采薇过活，在山岩中披发遨游，面对天地自由歌啸，修心养性，享尽天年。）”这个愿望，只好由后来的陶渊明去实现了。“采药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算是他这种禀性自然人的另一种活法了。
第二天，嵇康被押到洛阳建春门外牛马市，这是他生命最后的地方。随行的有他哥哥嵇喜，儿子康绍，三千太学生。这时，太学生又请求嵇康为老师，仍然被司马氏拒绝。嵇康完全明白了，他的命运，已到了尽头。但他神色自如，先对十岁的儿子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白氏六帖类事集》）又回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斩首的时辰还未到，就问嵇喜“向以琴来不邪？”（《世说新语.雅量》） 嵇喜说：“已来。”于是嵇康取过琴，全神贯注的弹起了《太平引》。这首曲子，据载是嵇康在洛西游学时所得，一天夜里，他独自在华阳亭上弹琴，忽然来了个客人，自称是古人，互相谈说音乐，因为嵇康音乐见识也非常高妙，体会乐境广大而自然，（见《琴赋》《声无哀乐论》）客人大约很欣赏他，便授了这支曲子，还告诉他不可传给别人。这首曲子，后来据说被发现，明代编入《神秘曲谱》，大概是后人怀想的伪托罢了，在今天金庸的《笑傲江湖》中，还隐约响着它依稀的回声。中国的音乐，实在找不出可以在天地间回响的，大底都是些士人抒怀怡情，或歌坊酒楼的俚曲而已。象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一类的震响生命和灵魂的，一曲也找不到，大约都如《太平引》一样随人而去了。春秋时据说有很好的音乐，秦青的歌声能动地遏云，韩娥的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师旷奏琴，百鸟齐朝、白鹤翔集，风云变色，天惊地动。可惜大音已失，《清商》、《清角》就只供后人知道个名号了。究其原因，音乐人的先天精神已经丧失，自然的志向已被阉割，一个没有自由灵魂的生命，除了幽灵似的飘游怨诉，砥舔心伤之外，还能爆发出什么雄壮高蹈的声音来呢？
在公元二六二年的那个烈日当空的正午，嵇康在刑场上，面对三千太学生、十岁的儿子、哥哥嵇喜，还有监斩的官员等，神色自若地弹完了《太平引》，然后，不无感慨的说：“以前，袁孝尼想向我学这只曲子，我守诺未授，《太平引》将从此失传了。”说完，从容不迫的走向刑台。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严重的时刻。
不仅是一只曲子失传了，一种顶天立地的人格风度也失踪了！
从这一刻起，在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我再也没见过站得这么挺拔，活得这么自由，死得这么气宇轩昂的生命了！
从这一刻起，那些大块自然的生命，只好隐于寺庙道观的山野之中，让一个朗朗的社会由丑恶去开垦了！
这一刻，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崇高的悲剧。嵇康的血迹，一直从集市滴向山野与荒芜，警示一些精纯的心灵去开辟更大的生命疆域；司马昭的一刀，杀出了权术政治的社会之路，开辟了中国无灵魂无人性无良知的阴谋政治的康庄大道！
嵇康死后，天下士人都悲痛不已。司马昭就有些后悔，他毕竟是聪明人，知道后人会怎样书写这段历史。这一杀，无益成就了嵇康的万世英名，也给自己留下了千秋罪证。据说他化了很大精力疏散士子的怨愤。
对于嵇康这样一个以生求道的人来说，死无疑是一种归处，后来达摩西来，遇见一只聪明的鹦鹉对他说“西来意，西来意，请你教我出笼计！”达摩便说：“出笼计，出笼计，两腿伸直双眼闭！”于是鹦鹉在主人面前诈死，主人开笼细看，鹦鹉便展翅自由了。掌握了嵇康生死之权的司马昭，无疑亲手放飞了这只雄鹰，让他能够自由的翱翔在历史的天空，化为遮掩不住的自性自然的人格闪电，成为后人永远的仰视与惊呼！
这，就是不死之死！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