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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王家新: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

2018-05-31 08:4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家新 阅读

  诗人和哲人之乡


  春节一过,我又从北京到了斯图加特。这次除了其他的事情外,主要是和我的德文合作者芮虎先生一起翻译策兰。近年来,我又新译了一百多首策兰的诗,需要和芮虎一起依据原文对这些译文进行校正并加注。这个翻译项目再次得到了“孤堡学院”的支持。我曾于1997秋至1998年早春在这里住了半年,并写下了长诗《回答》等,现在,我又回到了这个位于斯图加特郊外的古堡。这次我住在二楼43号工作室,而十年前住的是42号。好嘛,我想,我现在是与过去的那个自己为邻。

  让我欣喜的是,我又来到一片诗的土地上。站在古堡所处的山坡上眺望,远处那一片片美丽的山川、森林和城镇历历在目。想一想也真令人惊异:有四位诗人和哲人——席勒、荷尔德林、黑格尔、谢林——均出身于不出方圆四、五十公里的这一带。而且古堡本身,席勒早年也曾在这里学习过 (当时它为符腾堡王国的军事学院),并在严格的训练之余开始偷偷地写诗。

  因此,这次来我要多看看。我最想看到的是荷尔德林的出身地劳芬以及他三岁后所生活的努廷根(至于图宾根的那座“疯诗人之屋”及诗人墓地,我在多年前已访问过)。我要去体会这样的家乡或故土对于一个诗人的意义。在荷尔德林那一批传世的颂歌里,那可是一片神示的土地啊。

  古老的小城劳芬。那巍然耸立的大教堂和古堡,那从山谷间清澈流过的河流,那漫山遍野的葡萄园,远远一看到就让我喜不自禁。我想我可以想象了,正是在那里,一个幼小的灵魂展开了对“永恒的澄明”最初的张望……

  但临到荷尔德林出身的房子时,我却多少有些难以置信:涅卡河流经劳芬时流量陡然变大,遂分成两支,其中一支在向左拐时,正冲着荷尔德林的家门!我真不知这是怎样一种“风水”!是涅卡河在呼唤它未来的歌者呢,还是要把他无情卷走?诗人在后来的发疯是不是和这也有些关系呢?我真不知该如何想象了。

  我所知道的是,这位大地之子,有着被赋予的爱,也有着赋予的痛苦。荷尔德林两岁时即丧父,在离诗人故居不远的古老小修道院(它现在成了一个纪念馆),我看到了诗人父母的画像。身为修道院主管的父亲不苟言笑,母亲也显得相当严厉。父亲病逝一年后,母亲再嫁努廷根的镇长。好在继父对他很恩爱,努廷根那美丽的山水风物也向幼年的诗人张开了温暖、神奇的怀抱——荷尔德林后来就曾在诗中这样动情地追忆“我在神的怀抱里长大。”(《当我还是年少时》)

  但是不幸仍接踵而来,就在荷尔德林九岁时,继父病故,在这之后,他四岁的小妹妹也夭折了。从此,那种“孤儿”之感更深地纠缠着他。家道的破落,使母亲对他的管教也更苛刻了。在母亲的要求下,荷尔德林在当地的拉丁学校学习,后来进入努廷根附近的修道院,几年后又到了图宾根神学院(在那里他和黑格尔、谢林为学友)。从努廷根到图宾根只有三十多公里,在它的路口我停住了。我不禁一再朝着从图宾根来的方向眺望,好像一个疯疯癫癫的诗人随时会从前面的路上回来似的!

  诗人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努廷根,是在1802年:他突然从他做家庭教师的法国波尔多地区徒步回来,精神已因他在法兰克福的情人的死讯受到致命重创。而他的母亲已很难接受这个疯子了,曾让人把他赶出家门。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星星点点的“故事”。我们已无从知道那背后的秘密。在访问过诗人故居后,我和芮虎顺着那磨得坑坑洼洼、在雨雪中像铜镜一样反光的石头路,来到了市政厅斜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它为荷尔德林的母亲晚年所租住,现在是一家小旅馆兼咖啡店。在那里专门设有“荷尔德林屋”,当我们坐在那里准备享用“荷尔德林早餐”,当一小筐刚烤好的小面包摆上来时,我突然想到了策兰的一个词:疯碗!

  一只疯碗?是的。也许,这就是这两位诗人之间最神秘的渊源。


  马尔巴赫


  马尔巴赫,席勒的故乡。席勒出身的房子至今仍保存完好。同歌德一起,他已成为德国文化的神圣象征。在德国任何一个古老的歌剧院,都巍然耸立着歌德和席勒的塑像。我曾访问过魏玛,在一古老大教堂的地下殿堂里,并排高放着歌德和席勒的灵柩,周边是永不熄灭的烛火。而席勒的妻子,则独自安葬在波恩的一个墓园。想起这些,就让我感叹。

  除席勒故居外,这个涅卡河边的古老小城还是德国文学最重要的文献档案地。除了原有的古典文学馆外,近年又新落成了现代文学档案馆。在那里,我着重看了海德格尔、本雅明、阿多诺、里尔克、本恩、策兰、巴赫曼等人的手稿、遗物和照片等。里尔克精美讲究、带着丝绸飘带的小诗稿本,策兰1945年的带着照片和各种戳印的护照等等,都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带有策兰笔迹的标有“1945年”的《死亡探戈》(Todestdango)一诗的打印稿,使我眼睛一亮,以前我只知道1947年它被译成罗马尼亚文在布加勒斯特一家刊物初次发表时题为《死亡探戈》。策兰创作这首诗,除了他本身的经历外,可能受到一幅照片的启发,那幅照片1942年拍于离策兰家乡不远的Janowska集中营 ,一群带着黑色狼狗的纳粹集中营军官让犹太人站成一圈,命令他们手持各种乐器演奏“死亡探戈”。这首诗后来才被策兰改为《死亡赋格》(Todesfuge)。而这一改动意义重大,它一下子拓展和提升了这首诗的意义和力量,使它成为如人们所说的“二十世纪最不可磨灭的一首诗”。

  巴赫曼以“亲爱的保罗”开头的给策兰的通信手稿,也让我久久驻步,那流利书写的笔迹,似乎仍带着沙沙声,让我仿佛听到了一个灵魂的倾诉声。从档案馆出来后,在飘来的雨雪中,正好撞上一对在档案馆的走廊里相拥激吻的男孩女孩。他们以后会不会成为另一个策兰、巴赫曼?不会的。那是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天才性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又有着某种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关注他们,从他们的诗,到生平,直至每一个能发现的细节……


  雪中孤堡


  早上起来,拉开窗帘,啊,窗棂上已积了一寸厚的雪了,而飞雪仍在窗外无声地下着。于是我放上巴赫的音乐,久久坐在室内昏暗的光线里,内心涌动,唯有感恩。

  我想这是我的幸运,来后不几天就赶上了雪。第一场雪那天芮虎也激动地打来电话,说这里好久没有下雪了。但他说的“好久”哪里有北京那么久!在我来前,那片我生活的土地已持续干燥了一冬,别说雪了,连一片云都没有!那种晴空万里,让人心里直发慌。

  因此,我要多到雪中走一走。我想一直走入那披雪的黑森林中,但路过古堡附近的马厩时,我停住了。我看到一匹马,一匹孤独的白马,在雪坡上静静伫立,两只黑鸟在它附近翻飞,但它仍一丝不动。它就像一个从清凉的马廐里出来的任性的孩子,在那里久久地伫立……

  这宛如幻境的一切,让我也在那里站住了。

  下午三点,Dagmar Lorenz 女士来访,她的中文名字叫罗丹美。她冒雪从法兰克福坐两小时火车来,受歌德学院“德中文化网”的委托做一个采访。看她的名片,知道她是博士。她问到我几次来这里的生活和写作情况,问我为什么会翻译策兰,等等。我发现她不仅对策兰的诗很熟悉,也很有见解,而且她对中国现代诗也比较了解,后来她告诉我她翻译过闻一多的《死水》,是吗?我对她说,闻一多可是我们湖北人啊,瞧,我们现在喝的就是闻一多的“苦茶”!

  傍晚,罗丹美赶5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山,我到古堡边的车站送她。她的黑色长围巾在雪花中飘飞。公共汽车离去后,我仍在那里站了一会。“阅读之站台,在晚词里”。我要回到我正在翻译的策兰那里了……


  “以言语的形式”


  清早,冒着迷濛的飞雪,坐上了从斯图加特到意大利的火车,途经慕尼黑转车进入奥地利后,我的心因此也期待起来,因为火车即将经过因斯布鲁克——特拉克尔就葬在那里。这位悲剧性的天才性诗人,死于(很可能是自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医院,死后数年被移葬到那里。1948年7月5日,从东欧逃亡出来的策兰从维也纳登上了开往法国的列车,经过那里时曾特意下车,前往诗人墓地献花。我是否也这样呢?罢了。我只是紧贴着车窗看着:那在飞雪中变暗的空气,那迎来的一个个大小教堂的尖顶,那冰冻的几乎无人的车站……

  不过,当火车穿过一个个阿尔卑斯山的山洞,进入意大利北部山区后,已是另一个世界了,我看到的是满山谷的葡萄园,是一片片绿油油的早春麦地,只是在远处山岭上还留着少许积雪。我想,这就是欧洲的魅力所在:它的多样性。火车临近目的地博洛尼亚时,那山头上神圣的大教堂,山坡下一片片鳞次栉比展开的房屋的红褐色,使我不由得感到了温暖。这就是意大利:到了。

  古老的大学城博洛尼亚。这里是欧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成立于1088年。但丁、彼特拉克都曾是这里的学生。此行主要是应鲍夏兰教授之邀,来这里的东方语言系做一个讲座。在那古色古香的图书馆里,我从“感谢世界上一个最古老的大学请我来讲讲中国新诗”谈起,谈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联系和区别,谈了一些中国现代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谈了冯至《十四行集》中的一首诗,因为它写的正是离博洛尼亚不远的“西方水城”威尼斯。讲座和朗诵完后,学生们的欢迎声还未停,一位当地的中年诗人即上前来问我为什么只讲到李白、杜甫而没有提到白居易,因为蒙塔莱特别喜爱他的诗。是吗?这我可没有想到。那么,蒙塔莱心目中的“白居易”是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他自己的诗风,可是与我们的白居易很不一样啊。

  这也就涉及到一个“翻译”问题,或“文化误读”的问题。我由此想到了一位德国著名诗人的话“我们翻译,无需原文”。看来这里面大有奥义。这次来与鲍夏兰和她的丈夫、汉学家鲁索教授在一起谈的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们带我去当地一家翻译诗刊主编Gianni Scalia家里的情形,也让我难忘。Gianni Scalia先生已年近80,和出身于博洛尼亚的著名导演、诗人帕索里尼是朋友,当年他们曾一起办先锋派刊物,后来他自己创办了这份名曰“In Forma Di Parole”的诗刊。一到他的家兼工作室,我的眼睛就不够使,且不说墙上挂的毕加索的原画,那一书架一书架的诗集就让我激动,我随便抽出一本,竟是我最喜欢的法国诗人夏尔的纪念文集。鲍夏兰介绍,这个国际翻译诗刊已办了20多年,曾多次出版过她编译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听说我在翻译策兰后,Gianni Scalia先生说他们也将出版一个策兰未发表的诗的专号。我问这份诗刊发行多少,他说每期只有500册。这时我注意到墙上挂着的毕加索的画,它画的是堂·吉诃德!孤独的骑士,执迷不悟的骑士!这幅画挂在这里,和这屋子里的主人是多么相称啊。

  使我精神一振的,是我得知“In Forma Di Parole”的意思及其出处后。它可译为“以言语的形式”,出自《神曲·天堂篇》第二十章:诗人但丁来到那光辉的天堂,在天使的歌声停下之后,他听到各种神异的声音,如流水淙淙,如管弦之音,随即“以言语的形式”从一个鹰喙里透出,而诗人即刻觉悟到这就是他一直期待的,并把它一一记下。听完鲁索教授讲解这一切后,我感叹Gianni Scalia先生为他的翻译诗刊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名字。这不正是一个绝妙的关于“翻译”、关于诗人工作的隐喻吗?不要忘了,波德莱尔给“诗人”下的定义正是“翻译者”!

  道别的时候到了,健谈的老先生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门口,在那里,他郑重地对我说要请我为他们编一个中国当代诗歌专号,我说好啊,那我就和鲍夏兰教授合作吧。

  诱人的早春晚上。沿着博洛尼亚街上那著名的古老的带拱顶的走廊,鲍夏兰、鲁索夫妇把我带到一条小巷,在胡同口鲁索先生把手往钉着街牌的墙上一指:看,“诗人巷”!又走了几步,朝胡同深处一家亮着温馨灯光的饭店一指:看,“诗人酒家”!我禁不住问:“但丁、彼特拉克他们当年是不是老到这里来呢”?“不知道,有可能吧?!”我们都笑了起来。


  “人间天堂”威尼斯


  威尼斯!那些著名的景点当然要看,但这次最想去的,是S.Michele墓园,而它位于主群岛之外的另一个岛上。因此一出火车站我们就问去S.Michele怎么乘船,一位警察很不解的说,哦你们去那里,那里可是墓地啊。对,我们就是要去看墓地,看两个诗人的墓:埃兹拉·庞德与布罗茨基的墓!

  布罗茨基的墓很好找,一块立着的灰白玉墓碑,在古老灰暗的墓园里很显眼,这颇合乎他那傲桀不驯的性格,就是死了也要站着!而庞德及夫人的墓,我们转了两圈才找到,原来他们的墓碑平躺着,且已被青草半掩住。布罗茨基的墓上玫瑰盛开,还有几束献花,说不准是他的俄罗斯粉丝从远方带来的吧?在墓碑的上方,居然还有一支用石子压着的香烟(“骆驼牌”的),我忽然意识到布罗茨基抽烟啊。我本想献上一支我从中国带来的香烟,但不知是否合乎这位怪杰的口味,也就作罢。于是我转身去墓园外,想在海边滩地上发现一朵野花,但哪有什么野花!不过,我发现了一片洁白的芦苇,这倒是很合适:会思想的芦苇。于是我把一束细长飘拂的芦苇插在了布罗茨基的墓碑前。

  一会儿,来了两位像是农妇似的意大利妇女,一进来就找庞德的墓。那时我正好在庞德的墓侧,待她们看完后要离去时,我告诉她们那边还有布罗茨基的墓。而她们竟不知道布罗茨基是谁,我告诉她们布罗茨基是俄国诗人、并且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她们便一阵风似地飘到那边去了。这还没完,她们到那边看完后又回来了,不是找庞德,而是找我签名,因为陪我来的博洛尼亚大学的温琰告诉她们我也是一位“著名诗人”,她们一边打开小本子,一边念念有辞地说“高……高……高什么健”,哦,原来她们知道有个叫“高行健”的中国人也得了诺贝尔奖了。

  迷人的威尼斯!乘船回主群岛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形容威尼斯的词句:“飘浮的吨位”。穿行在它那曲径通幽、拱桥勾连的石板深巷中时,我又默念起布罗茨基的诗“在这人间天堂的小巷里……空气被屋顶的瓦染成粉红,这样的空气总也呼吸不够,尤其是到了人生的最后”。这就是为什么他死后一定要从遥远的纽约安葬在这里的原因?

  是的,这样的空气总也呼吸不够!何况我们来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狂欢节的尾声,一对对男女扮着过去时代的王公贵妇,身着奇装异服,头戴面具,手摇鹅毛扇,在那里招摇过市。甚至还有一个扮黑寡妇的,抱着路边的灯柱在那里神经质地一遍遍抚摸,好像那就是她的郎君。在这“人间天堂”里,真是无奇不有啊。著名的圣马可广场上,一只巨大的气球悠然升起,在那黄昏的金色里,宛如一幅超现实绘画;广场的另一角,则上演着在意大利流行的假面喜剧,露天舞台上老爷挺着肚子问“谁最有权力?”小丑傻乎乎地答曰“人民”,于是老爷啪一枪打在他脚上,小丑跳了起来;“谁最有钱?”“人民”,于是又是啪的一枪,小丑抱着脚再次跳了起来。游客和孩子们看得笑成一片。

  不过,在这喧闹迷人的“人间天堂”里,我仍不时地在想着那安静古老的墓园。来之前,我知道布罗茨基和庞德都葬在那里,但没想到他们挨得是那样近!庞德逝世很早,不会知道布罗茨基,但布罗茨基生前显然知道庞德就葬在这里。布罗茨基是犹太人,而庞德却是一个顽固的反犹主义者。他们能否“和睦相处”呢?如果他们相互串门,会谈些什么呢?如果他们争吵起来,相邻墓园的斯特拉文斯基夫妇会不会过来劝解呢?

  不过,我也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嫌那墓地离人世的喧嚣还不够远,也不够荒凉。瓦雷里逝世后,在他的海滨墓碑上刻有他《海滨墓园》中的名句:“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 /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而庞德和布罗茨基是否也得到了这样的“酬劳”?这么一想,脚步也有点沉重起来,哦,安息吧,诗人!我不禁朝那远方的墓园和大海再次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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