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钟硕，从事过纪录片编导和自由撰稿等工作，曾为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贵州作家》特邀编辑。创作过小说、报告文学、舞台剧、散文、文艺评论和诗歌若干，部分作品被《人民文学》《诗刊》《山花》等刊出，被《中国诗歌年鉴》《中国诗歌鉴赏》和《中国当代短诗300首》等选本收入。
获2004年《人民文学》“德意杯”优秀诗歌奖；2013年北网·国际华文诗歌大奖·首部诗集奖；2015年度《安徽文学》评论奖；舞剧《丁宝桢》（编剧）获2014年乌蒙文化节·第二届文化艺术系列精品剧目大赛银奖；音乐剧《天堂树》（编剧，与北京舞蹈学院合作）在台湾第二届“知音”音乐剧大赛中获奖。著有长篇纪实小说《明王朝遗民部落》、诗集《绮语》、长篇小说《末代夜郎王》等。
先前仁里村的标牌并不惹眼，就两块带皮的原木，仁里村三个字是以汉字加东巴文用黑漆写在树皮上的。这里鸡犬相闻，有光亮的石板路，斑驳的老院子，还有穿街过巷的溪流。路边许多老树结有青苔，不时能见到老人们所说的“树胡子”。除了良好的生态，仁里村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它的天空，晴日蓝得像被靛蓝浸泡过，透出不可思议的沉静，若逢白云结伴飘过，又有着说不出来的浩荡，显出一种高古之气。
仁里村离丽江大约四公里左右。官方资料上它是老纳西族的发祥地。据当地的原住民介绍，真正的老纳西族发祥地其实并没有这么大，具体位置就在仁里村的大石桥一带。这一带确有过人之处，尚有部分建于明清时期的老院子，外观未曾有明显改变，里面大多改造为了客栈或酒吧，初来乍到的游客没有不着迷的。有的甚至就在这里租个老院子长住了下来，留一间房自己享用，多出来的房间也开成客栈，不求发财，只望能帮补日常，不是坐吃山空的节奏就成。
我租住的院子为清末时所建，坐落在石板铺就的茶马古道上，开门就是来来往往的游客——他们或有的在购物，吃小吃，或结伴嗨歌，或是大声聊天，有的独自一人低头在屋檐下玩手机，还有的猫在某个角落拍照、写生，无一不是在参与这片土地独有的故事。
每逢旅游高峰，来我住处询价的游客一天会有好几拨，都挂着一脸的惊羡。估计都市人没有不爱仁里村的，爱过的人，有时不免会心生忧惧，这跟爱一个绝美清奇的女子一样，要么想恒时拥有，要么担忧她遭遇不测，沦落风尘或遭人强占一类，即便不是，正常的年老色衰也会让人唏嘘和伤感。
记得曾有一位文青在我们院子里喝醉了大喊，漂亮！这样的折腾就像一个癌症患者对生活最后的热爱。他认为开发就是破坏，谁都脱不了干系，大家不约而同都在盘剥这里，人与人，人和景，人与物，正凑齐了在这里快速走向流变的终点。
当然，乐观的人总是要多一些。我们的院子出门向左200米，是800年历史的大石桥，老四方街，右面30米倒拐是菜地和清澈见底的小沟渠。顺着向右的石板路，也就是在九鼎龙潭附近，有个老院子被几个挽着马尾发形的小伙租下来做酒吧，入门匾额上刻了两个大大的“绿林”，他们把自己打扮得介于朋克和二流子之间，成天靠着吧台搞吉他弹唱，都是摇滚RAP一类，中老年游客总是绕道而行，年轻人吃不准来路，也不大进去。
后来他们便打出一大块招贴，写上一行“长年招聘老板娘”。没过两天生意爆好，所有的年轻人都往哪里跑，大家喜欢在院里燃起火堆，整夜烤肉喝酒，不加遮掩地欢歌和笑语。
在仁里村住久了，睹别人的风采，听别人的故事，慢慢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很特别，仿佛整日闲着更有乐趣，可以静静的打量各色各样在仁里村旅居的人，并渐渐相信每一个用心活着的人，都是“我”的一种延续和补充。
不时有朋友关心或是好奇于我在丽江乡下的“日常生活”，我总是会这样来告诉他：如果我们地里的蔬菜有限的几个品种吃腻了，我会亲自去买菜，回来后还要下厨做饭，以前在都市里不爱干的事，在仁里村我全干上了。
这里的集市收市很早，买菜得在大清早出门。我一般是背个绿色的小背篓，如果再身著花衣，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村里最招摇的那一个。因此这样的描述曾令许多朋友点赞：推开院门跨过门槛，便是享誉天下的茶马古道，脚下尽是石板路。石板与石板之间，不时有青草倔犟地生长着，犹如我不由分说的步履……
这就是我眼里的仁里村了，每一个负累的都市人在她怀里，都找到了一种私密化的抚慰，或饱足悲喜，或感怀伤春，或是在这里隐去真身，施展“无数的化身”，按他个人预设的“模样”透明地活着。乐观一点看，或许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仁里”二字的一种诗意表达吧？
我个人喜欢与当地的原住民相处和聊天。那些老纳西族非常健谈，仿佛那个古老的仁里村能在他们嘴里复活。尤其异于汉文化的种种特质，在光阴深处若隐若现，常使人几许神思远游。其中几个“殉情”的真实案例，曾听得我哭起来。
我们汉人的《孔雀东南飞》和《梁祝》成了千古绝唱，而过去纳西族的殉情却司空见惯。记得头一回听到这些殉情故事时，我戴了墨镜，讲述者看不到我发红的眼圈，尔后一个人顺着渠埂走回自家院子时，今生所经历过的那些生离死别，那些情份和场景，不住地涌上心头，眼泪就顺着墨镜无声的往下淌。还好是一个人，我淌得很自在。有会索性停下脚步仰着头，我让它对着天空淌个够。
回过头来看，这些过往更像是时间里的一种“发生”，没法准确地标签和定义。每当我们身不由己时，也只能把一切交给时间，任它自然地从起点走向谢幕。而人世间唯一恒常的就是，我们在不停的谢幕。
至今还记得，当我头一回背着小背篓走过光溜溜的大石桥时，竟然有些恍惚。一下子想起它的八百年，想起古人和我都走过它；想起在我们院子里做工的一位纳西老石匠，他头一回看到我和朋友也参予民工们搬建材时，操着半生的汉话说：“难得呀，你们这些汉族小娘子，在城里哪吃过这些苦？”我注意到他对我们的称谓，因为不知道怎么用确切的汉话表达，脱口叫出“小娘子”。这三个字在一个质朴的纳西老人嘴里，丝毫没有轻佻之意，倒觉得亲切可爱。
于是就想得更离谱了：这世界为何会有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为何我们总会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停地往返？这世界会变得更好吗？或许这八百年大石桥，还曾在有雾的清晨，偶有白衣剑客或书生骑马哒哒而过，他们胸纳傲人的韬略，可他们不知怎的就错过了这个世界，错过了他们该有的时空与故事。或许他们只碰到过一个古时的我，曾停下步履问上一句：“小娘子哪里去呀，家住何处？”我道个了万福，嘴里应道：“公子吉祥，奴家地里摘菜，家住仁里村。”
决定离开仁里村的那些日子，我不时会想“仁里”究竟为何物？真的还有民风仁厚的乡里吗？或许有吧。其实无论是古时的仁里村，还是今天的仁里村，或是未来的仁里村，我都无法知道得更多。我真正拥有的只是这个词汇，以及对这个词汇的猜想。
曾写下一行打动过自己的诗句：“古代，一个正确的词。”我想我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在猜想中，我可以不为人知，尽情地使用着我自己。我的仁里村，凭由我的“想象力”将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失落和凋萎，它已获得了“永生”。所以有这么一段岁月，我的日子竟然这样的“非典型”——平生头一回在一个貌似古老的村子里住了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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