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硕天涯诗会访谈（二）
主持人：李之平
1、诗歌的隐含读者是谁？是自己吗？那么你让谁理解？
答：在网上看到王家新的一段话：“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歌。在没有伟大读者的情况下，要有伟大的诗歌，是荒谬的，即使有，也是无可救药的。说几个我自身的经历。我在西欧的一个列车的吸烟车厢内发现一位读尼采的女士。当她发现我是中国人时，与我攀谈，背诵大段的孔子文章（用英文）。一问，才知她并非文化人，而是瑞士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师。在德国我遇到一位先生，一见面，就说自己认为杜甫的诗比李白的诗好，他朗诵杜甫诗时的神情让我觉得他已与杜甫融为一体，我肃然起敬。他还收集了大量关于杜甫的资料。他的身份，是一位中学刚退休的化学老师。这些事使我的明白欧洲为什么有卡夫卡等大师。因为他们的文明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尽管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欧洲依然保持了其高贵的文化。无论时代怎样的变化，那里的人民处于良好的教养之下。诗歌可以体现文明，一个民族的文明要以诗歌、诗人来体现。”
所以应该说诗歌隐含的读者是历史维度下的“一切苍生”，它不仅仅是眼下的国民。诗歌的读者更不可能只是作者自己。那么回到我自身的写作来看，有两种情形，一是女为悦己者容；二是无悦己者时她也得“容”。自恋是一，以期遇见悦己者为二。我的诗歌有两种人理解，一是精神上的同类，二是对立面。他们都被我称之为有缘人。
2、屏蔽你和读者的是什么？是技术的打造吗？
答：创作的自由当然得靠技术来支撑。前题是他的心智没问题。其实若只有技术是障碍到不是难事，可以学，但重复前人的套路是件不堪的事，写作者多少都是有野心的。一个人只要不太笨，他是可以写很多那种适合发表的技术上瑕疵不明显的诗。但那样做太不带劲。就像做引导消费比投其所好更牛逼一样。
不过我是个不成功的写作者，因为我一直在寻找我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我的技术很差。革命尚未成功。不过除了技术，更多的是心灵的错位和心智上的隔膜。就像我天性热爱桃花而你要觉得仙人掌好看一样，你不好意思穿吊带装，而我却可能乐此不疲。所以无论我们乐意与否，屏蔽永远存在。为此我很感谢那些悦己者和知己者。
3、打动人的词语和句子来判断一首诗歌，和从诗歌主题的摄取是否触击到人的内心，哪个更显得重要？
答：应该说都重要，先得动心你才会去体味和分析。而动心往往可能是来自某个局部或瞬间，接下来你才去体味分析它的所有。是个点与面的关系，内容再怎样宏大，我们的意蕴与才情都得借用语词晾晒出来。比如一个人，我很可能因他的一个眼神或小举动，或语气，或他的某个侧面而怦然心动，继而去扫描他全身，再去了解他的背境、分析他等等。读诗有时也是这样的。
4、你如何看待语言的节奏和诗歌的内在气息。
答：节奏与气息就像一首诗的形体，有常规审美与非常规审美两类。就我个人来说，节奏和气息算是我的弱项，很矛盾，如果按常规，也可以训练出那种习惯和刀法，但我总觉得应该另僻蹊径，可常常做得又不成功，至今还在犹豫不决。另一方面看，你所指的问题，我觉得与阅读和创作的习惯有关，正如爱古典的读不到一唱三叠的气韵他就会以为这首诗失败了。当然，相对来说好坏总是有标准的，常规常套的东西更容易被人接受。
不过事物一直在变，有些东西可以创立新的秩序或原则，这需要时间，需要在传统与经典的基础上完成再生。从诗经到今天，看看桃之夭夭和逃之夭夭，多离谱啊。为何一定要这样或那样呢？这里边可以说一样是具备引导消费到习惯成自然的过程。敢玩火的都是悲壮的。有些，被我称之为学院腔文艺腔的，他们眼里似乎诗必然就是气息绵长，复调，语言的繁丽、韵律、词语的精巧、结构的有序、多元和修辞的摇曳多姿，诗美的全部标准也在于此，否则便不是诗。历史总在向前挪动，社会生活、民族心理等一切在变，墨守陈规的话，诗歌就越来越没有生命力，像个建筑物一样，人家酒神早跑到爪哇国去了。所谓精心推敲字词、修饰语句、装点结构，到最后只是酿成一种诗歌的装饰风潮，流于把玩和鉴赏技巧，最初的涌动和原生力则没有了，就会离心灵的直观阅读越来越远。
而非非和新非非，以及任何置身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激进的先锋写作者们，以为没有隐指，没有象征，没有富丽堂皇的假饰，反文化、反价值、反语言就可以登堂奥，其结果都要返回一个虚拟、预设的先在本源或重构新的价值中心。就如尼采的超人置换上帝一样。这一切，到了口水诗或低诗歌就想作为诗学终结，可能吗？口水的泛滥和大众的嘲弄，诗歌机器的出现，告诉我们一个常识，凡事都不能矫枉过正。诗歌的内力，在于呈现生命与存在的隐秘层次，不能仅仅在表面滑动。诗歌的方式，是应对一切，而非陷落规则的巢臼。诗艺的自我突破，不过是一个诗人对自个的道德要求，没有大一统。再说管你怎么写，不管白猫黑猫，逮了耗子就是好猫。
我有个朋友叫全伯光，我看他还写结巴语感的诗呢，有的我就蛮喜欢，因为直指人心和揭示了我们常套感知方式带来的某些盲区。对于诗歌的读写，我们的盲区太多，以至于成了腿瘸反怪路不平整。
5、对诗歌平民化的问题你认为如何？这是个通向开阔的道路吗？
答：从效果来看是好事，鲁迅不说文艺的进步是国民的进步吗？反之国民的进步也是文艺的进步。温饱之后诗歌就好“在场”了。但这不是一种强加在创作者个体之上的框框。因为这个情形很复杂，与文化传统、国民性，国情、传播传媒等情况，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等因素有关。文学，以前只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理想价值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今天变了，网络时代变得更快。不读诗可以搞别的，比文学有趣或实用的玩意多的是。再说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正处于特定的转型期，更多的人沉醉于急功近利，满足基本生存和感官享受的普遍心态中，诗歌的读者，该是个奢侈的字眼。也就是说什么平民化不平民化的，还是让时间自行开口吧。
诗歌不就一种文艺体裁？爱玩不玩，就像你爱养花一样。最傻逼的是那种人，想用诗歌来做点什么的人，比如叫嚣用来救国和针砭时弊，要么名利双收，或觉诗歌该怎样不该怎样，好象诗歌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方向盘一样。所以那种骂了新诗晦涩难懂又骂口语诗的，真有点自作多情，谁让你要读新诗的呢？自个蹦达出来当读者的吧？我觉得新诗哪天变成京剧一样的靠票友式的处境也难说，现代诗该不该存在时间会开口，我省得动脑子和嚼舌根。韩寒要怎么看怎么说是他自个的事，大不了我们骂他傻逼。
有时“平民”是个让人生疑的字眼，除了表示其没有权力与金钱外，并不意味更多的东西。有学者说中国五千年，只有奴卑和暴民，就没有良民。在这个人多力量大的现象世界里，更多的是要思考而非即兴起哄。赵丽华事件和韩寒灭诗，那些掺和者中，许多人在谩骂和搞人身攻击，谁不是平民？报上曾报道过在大街上一妇人的钱被小偷抢去后不小心散落一地，许多围观者哄抢这些钱，妇人哇哇大哭。他们都是平民呀。
基于以上，你的第二个问题就好说了，诗歌的读与写应该是很单纯的事，写作者根本把控不了读者，如果他真诚和不媚俗的话。当然，能冲出小我，写写人的“共性”也是很好的，说白了写作者不要造作就行，他要写人民或写自个都是他自心的流淌，是修为高下决定的，而非是他硬要在一首诗里使自己革命起来平民起来。我们不应要求现代诗要普及与大一统，它首先是自发的个人精神介入。让它自然生长好了，前面不说要把它看成植物吗？
6、诗歌是及物的呢？还是不及物的？如果是及物的，它要表现怎样的物呢？如果是不及物的，那它要怎样的对象？
答：我的字典里没有非此即彼。心与物永远不会对立。诗歌表现的物是被诗人再发现的物，否则就去做新闻去了。反过来看，如诗歌只虚妄得剩一堆内心闲话就真的蹈空了，比如缺少了细节和具象的选择，就没有介质，那就不可能形成语言的质感，仿佛没有投胎为人的“灵魂”，只是一滩无形的未知的“灵质”，那意蕴就会是模糊的、空洞的，至多只能形成一种“写意式”的玩意。我常说那不是诗，是伪散文的分行断句。
7、你是如何转化词性与物象的距离？
答：还是离不开质感，写作时我想的是尽可能做到“贴切和鲜活”。我常想起我外婆的家乡话，她说闻到花椒的香味会说成是：我听见花椒香。正如佛家说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精神病人都是“六根互动、互用”，所以他们的世界很丰富。呵呵。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在作品中表现出各种物体所具有的特质，激活意象，就是张力，不同物态运用不同手法所表现出的真实感才能真切的“在场”。它不是空乏的述怀，以及堆砌形容词去总结和概括。记得卫慧是这样说上海的：“上海，母的。”这就叫贴切和鲜活。
8、在物性与神性之间，诗歌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
答：我不大习惯这种说法或是思维方式。想起在西藏的寺庙里，有种佛像是最上方为佛的样子，中间为饮食男女，最下为动物，它们是一体的。正如佛家的世界观，世界一切“存在”都是法身、报身和化身的三位一体。以太阳作譬喻，比如太阳本具的能量及发光发热的机制是无色无相的“本来”，为“空”，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法身”（纯能量），而被我们看得见并称为太阳的这个有形有象的圆圆的东西，则是“报身”（ 能量转换的中间态），而阳光与万物则是“化身”，是一切的“有或色”（物质），说白了万物万有包括众生等一切，都是能量与物质，属性与具象依照一定的规律互换、互动，就像云雾与液态水、固态冰雪互换互动的现象。绝对意义上没有什么毁灭与创造。
这个意义上看，物性与神性是人造的两个词，正如形而上与形而下，上半身与下半身，它们都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造物跟前的一对孪生姐妹。如果诗歌能某种程度地呈现存在的“本真”的话，在所谓物性与神性之间，诗歌的任务就只是充当一个怪物，因为它承担的是从有意义的事物感知无意义的事物，从无意义的事物感知有意义的事物。诗歌，并没有什么凌驾于“本真”之上的高高在上的理由。诗歌容纳的事物始终不应该是事物本身，而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未知数，诗歌具有一种超越客观世界的维度，它发现并命名事物。
9、神性是照亮物性的吗？诗歌是不是用语词之光来照亮事物？
答：我觉得内核与方式是一体的，没有非此即彼。应该说在诗人这里，心灵与词语与外境是可以打成一片的。语词是栽体，一定是这样的。
10、诗歌给予我们怎样的行动意义？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生命活力支配诗歌存在？
答：这些问题太不好回答了，说审美需要都太局限了，就说出自血液里的“红”吧。呵呵，这个回答很诗歌了。记得一位19岁的小才女说过，有天空就有小鸟，谁能解释又何须解释。其实人类本来就具备这样的精神动姿，比如感受与认知、思考等，再有就是与之匹配的表达、述怀和呈现，而诗歌只是一种文字方式，文艺体裁。在我们年轻时，只要分泌过旺盛的荷尔蒙，只要做过梦，谁没有写过或是读过几首诗歌呢。正如有人说人类可以不写诗，但总得有诗意。在高速发展着的传媒时代，社会生活及文化娱乐日趋多元化，精密化，我们不读写诗歌的也可以以别的方式“表达、述怀和呈现”。就像在今天“赋”这种东西已没人玩，京戏也衰落了，新诗哪天不存在了也完全可能。只是这事不由韩寒说了算，也不由我。是时间，它是真正的老大。
11、你接受的诗歌传统是什么？当代诗歌有无传统？你怎么理解诗歌的文学性？
答：你是指阅读和所受的影响？基本上是五四后的胡适、戴望舒、汴之琳一直到现在的所谓的“第三代”这么一个脉络。我很少直接阅读西方的大师们，我对译诗有抵触，当然更多的是因为懒惰。我大学时读过艾略特和泰戈尔，今年在“平行论坛”读过几首李以亮的译诗，感觉不错。另外我一直固执地以为，新诗的手段在古汉语的文本里也有，只是不够系统和清晰，不过有心人会找到对应并以之受用不已。当代诗歌肯定有传统，无论精神价值观和审美取向，还是技法都有自己的传统。若论审美习性与趣味，我总的来说比较本土，天生是被烙上了“东方”的，是属于骨子里的东西。不过也要看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事实上写诗的人很难不受西方大师们的影响，比如我大学时喜欢过的卞之琳、何其芳等，我等于接收的是被他们咀嚼过来的出自西方大师们的“新诗手法”。
诗歌的文学性？你指这种文艺体裁里的人文关怀？还是诗学发展方向？如果是前者，按老话说文学就是人学。个人以为生存在这个时代的诗人是不幸的，他们一方面要承受生存的考验，另一方面要承受心灵与思想的重负，而所谓已经先锋一点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毕竟他有勇气去消解。在这么一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期，诗人面对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果是指后者，我觉得作为新诗不能只有朦胧和明白两个要求。任何非此即彼的理念都会影响诗歌的健康发育，我们应当回到文本来说诗学的长短才具体，脱离文本去讲理念就落空了。
再说诗歌是你自己生命意义的体现，我反对西方中心论。我觉得认识现代汉诗还应有其他的角度和层面，与旧体诗的历史与传承相比，新诗这条路才开始，有着很短暂的历史，新诗的语言还不成熟、稳定，它还在成长，我们再多些观望与耐心。我还想说的是，新诗再来自西方，但它这会是中国人的读和写了。应该记住我们在写东方的诗歌，用汉语。
母语写作的所指到底是些什么？传统文化里不只是有老土的糟粕，我们应该以博大的哲学意识重新观照老祖宗的生命形态，从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中确认生命存在的真正价值。汉诗，怎么着也该与民族的心理达成一种同构。我别扭中国人写那些太洋派的新诗，可能我太土老冒了。都说农民进城落户，怕要三代后血液里才有“城市无意识”，如今我们处于第几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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