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除了语言问题，还有文化问题
新京报：序言中还提到诗歌中的一个长久以来的大难题，翻译的问题。你说，“诗歌翻译的问题除了是语言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文学思潮与写作观念的问题、读者接受习惯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如果一首诗足够伟大，是经得起种种翻译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西川：你提到的“也有人认为”，这说的是博尔赫斯。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战胜粗制滥造的翻译”。——我的看法是，在多数情况下博尔赫斯的说法有效，尤其是在叙事文学方面。比较而言，在面对翻译的问题时，诗歌要脆弱一些。这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讲。我说诗歌翻译的问题也是文化问题等等的话，是在非本质的层面上讲的。例如，你让接受了庞德、艾略特的外国人接受郭沫若、徐志摩就会遇到麻烦。——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是郭沫若、徐志摩写得不够好，但咱们许多大学中文系里吃新诗这碗饭的人，肯定不同意这个说法。于是就会有人把问题怪罪到翻译头上。在哲学层面上谈翻译和在实践层面上谈翻译是两回事。另外，关起门来说谁的诗好和在世界上嚷嚷谁的诗好也是两回事。而在世界上给出对诗歌的判断又牵扯到翻译问题。这其中包括了外国诗歌翻译成中文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得专门讨论。
新京报：为了实现“将读者带入一个较为纯正的、除中国诗歌之外的诗歌世界”的意图，你选择诗人以及某个特定诗人的作品时有哪些标准？
西川：主要考虑的是文化平衡的问题：古今的平衡、东西方的平衡，以及诗人在他们各自国家文学、文化史上的分量，以及世界当代诗歌阅读的取向。这主要是一本编给普通诗歌读者的书。了解一点书中的作者们，会令大家在诗歌阅读这个领域显得没有那么无知。
“在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复杂和质朴肯定会并存”
新京报：诗集中有一些相对陌生的名字，比如越南女诗人胡春香。你平时会有意地扩展自己的诗歌视野吗？
西川：胡春香的作品在中国可能是第一次被选入一本世界诗选。我读胡春香，以及印度的卡比尔、波斯的鲁米，都是先读的英译文。是我在国外旅行时遇到他们的名字和作品。我平时并没有有意扩展自己的诗歌视野，我只是遇上了，然后觉得有必要让他们也被中国读者所了解。不仅是外国古代诗人，外国当代诗人也一样。我遇到波兰的兹比格涅夫.赫伯特、斯洛文尼亚的托马什·沙拉门（萨拉蒙）、新西兰的詹姆斯·K.巴克斯特等，就把他们的名字带到了中国。但这本《灰烬的光芒》并没有收入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一些作品收在我的译诗集《重新注册》中。那更是我个人的品味。
新京报：选择某个特定时间区域、特定国家的诗人时，你如何做出选择？比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书中选了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马雅可夫斯基，而没选（比如）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
西川：没有别的意思，如果都选上，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就太多了。这是本小书，容量有限。我也没有选普希金、莱蒙托夫，或者英国的雪莱、拜伦，或者法国的雨果，或者古罗马的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我既没有选一些太大路货的诗人，也没有选太偏僻的诗人。如果完全按照我的个人趣味来，我会选法国的维庸，但我也没选。还是那句话，这是本小书，编给普通读者，希望大家能够籍此开阔一下视野。我正在编着另外一本书，是我的个人趣味，那里边有很多即使对于专业文学读者来说也算冷门的作品。
新京报：诗集以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开篇。萨福的诗让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质朴、坦诚又真挚。大致看来，后来的诗修饰得似乎越来越多；包括现代一些诗人，以引经据典为必要的写作方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西川：这个问题有意思：无论中外，很多古代人的作品被我们认为质朴，我想这其中既包括了正确的判断，也包括了误解。古人的质朴在很多情况下不是风格意义上的而是物质性的，是技术手段达不到的结果。甲骨文的笔画不会拐弯，那是书刀在甲骨上拐弯太费劲。“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多质朴，但那时人们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就这个水平。你让他复杂，他不会。但是在今人看来，好质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对《诗经》的欣赏上。《诗经》被我们永远尊崇，但我们不可能回到诗经时代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否则唐宋诗人们都白干了！懂得复杂修饰的人看质朴和只能质朴的人看质朴，其意义完全不同，否则所有的孩子都成了毕加索。
《古诗十九首》质朴，是因为它们的作者不是枚乘，不是杨雄，不是司马相如。阮籍也不那么写。正是因为有了枚乘、司马相如他们，《古诗十九首》才显现出意义。同样，宋朝人变得博学，是由于图书出版业发达起来。他们羡慕唐朝人的“天真”也只能是羡慕而已。拉回到当代讲，风格意义上的质朴、简洁与同样是风格意义上的复杂、修饰、引经据典没有高下之分，就看你自己的追求。
不过如果从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建筑史的角度看，复杂必招致反弹，同样，质朴也会在适当的时侯招致反弹。而在多元化的历史条件下，复杂和质朴肯定会并存。中国一向有“返璞归真”的说法。所以“璞”人们总是理直气壮地贬低复杂之人，真逗。瑞典女孩桑伯格是对的，但为她做宣传的整个现代化团队也是对的。李子柒是对的，但镜头和镜头后面的团队也是对的。这才是当代社会的难题：都是对的，打吧，冲突吧，然后是悲剧。对不起，说多了。还是回到诗选上吧。
新京报：从时间上看，诗集截止到上世纪中叶左右，最后一位诗人是西尔维娅·普拉斯。普拉斯的诗也已经受住了几十年的考验。没有选择时间更接近当下诗人的作品原因有哪些？
西川：没选更多当代作品的原因：一，这是本小书，篇幅有限。二，存在版权和翻译版权的原因。三，策划公司、出版社也有他们的考虑。我曾经跟策划公司的编辑讲，给我三个助手，给我五年时间，我能给你们搞出三千页的《三千年世界诗选》。
新京报：画家陈雨为每位诗人作的画像为这本诗集带来相对更直观的一些感受，在看诗人画像时会和他们的诗歌特质进行联系。你怎么看这些画像？觉得这些画像和这部诗集的文字内容融合得怎么样？
西川：在编这本诗选之前，我就见过陈雨画的一些诗人的肖像。我喜欢他的作品。但请陈雨为本诗选画像是策划公司的主意。现在看来这主意不错。我觉得陈雨的名字应该出现在书的封面上，既然他为这本书做了这么多工作。拿到样书以后我已经跟产品经理讲了我的意见。这本书卲年的内文版面设计、陈雨的插图都令人赏心悦目。希望读者喜欢。
不过我想起个故事。1997年秋天我在印度乘火车旅行时曾遇到一个印度军人。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作家（当时正在写《游荡与闲谈》），他问哪种作家，我正想该怎样回答他，他又问我你的书有插图吗？——我喜欢印度人这种化繁为简的能力！我说没有。他忽然恍然大悟：啊，我明白了：你是位严肃作家！——现在我想对这位印度军人说，抱歉，我做了回“不严肃”的作家。
撰文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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