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父亲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偶有例外
你是否还记得为国家军修理发报机？
当然记得。你害怕过吗？
不记得了。妈妈害怕吗？我不知道。——《和父亲一起外出散步》（节选）
新京报：在你最著名的诗之一《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又译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中，光明与黑暗同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也体现在你的《朋友们》《雨中的天线》《诗歌寻求着光芒》等诗中，让人感受到你在了解苦难后的一种乐观精神，“赞美”这一特性也在你的随笔中有突出体现。是否可以说你看待世界时有积极乐观的一面？宽容和具有超越性的爱是否是乐观的源泉的一部分？
扎加耶夫斯基：在我看来，我的生活，可以这么说，位于山峰的顶部，很多诗的写作发生在我下定决心的那一刻——在这五分钟里，我仿若国王——决定给哪一面以特权，阴暗的那面，还是光明的那面。
新京报：在随笔《捍卫热情》中，你为诗歌中的热情辩护，并说，只有热情才是我们文学建筑的基础材料。“热情”和“赞美”在你的写作和生活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扎加耶夫斯基：所有这些都与我的写作生涯有关——对我而言，没有任何脱离坚定信念的写作，没有任何脱离热诚的“是”或热诚的“否”的写作。写作时间之外，我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积极地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不过这并不是说在写作之外我没有热情，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
新京报：“记忆”是你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个词也多次出现在和你父亲有关的那些诗中。你如何看待诗歌的记忆功能？
扎加耶夫斯基：记忆在任何诗歌中都起着核心作用：记忆是我们曾经存在于其中的图像、事件和情感的巨大收藏所——就像一座私人卢浮宫，它不独属于诗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在其中，诗歌意象和隐喻像河里的鱼一样被捕获。这条河的一部分在情感上留下深刻的印记：那些关于父母、爱情或恐惧的记忆……
新京报：在诗歌中，你如何面对比如奥斯维辛这样“历史的重负”？你的“赞美”是否可以被视为对这类重负的一种平衡？
扎加耶夫斯基：类似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存在于一切“赞美”之上。人们可以把它比喻为黑洞，正如我们从天文学家那里学到的。这些地方是某种沉默，黑暗的存在。
新京报：米沃什说，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你的诗中得以统一。你怎么看这一概括？你称自己是拥有历史意识的诗人，这一历史意识在你身上是怎样形成的？
扎加耶夫斯基：正如你所说，这是一个概括。我想我们不会适用任何概括。以我们自己的见解来说，我们是具体实在的，没有任何概括可以改变我们的自我认知。
话虽如此，我无法拒绝米沃什的概括。
历史早已进入我的生活和意识，它不需要诗或小说作为传输带。历史的压力无所不在，问题在于如何让历史塑造我的作品，而非是否要去适应历史的压力。
04
你总是想要超越
诗歌，在它之上，飞翔，
同时也更低，深入我们
卑微、怯懦的领域起始之处。——《读米沃什》（节选）
新京报：你在诗中写到了不少诗人、画家、音乐家，这些诗像是你与他们的一次深入对话。这种“对话”给你带来了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我不知道它们“给我带来了什么”，对我来说，陈述它们的诞生更容易。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的艺术，比起表现其他任何行为活动更喜欢表现战争、磨难和金钱，这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需要用各种方式去赞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无视非艺术的生活。
新京报：你曾在文章中表示，我们必须防范修辞。为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修辞有很多定义。如你所知，有一门专门涉及修辞学的人文学科。我将诗歌中的修辞理解为一种常规语言，不是通过创造产生，而是现成的，温和的，机械的。
新京报：你说，诗能改变诗人。写诗的过程对你来说是否是一个发现自我并修正自我的过程？你的诗正在影响很多读者，它们对你本人意味着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某种程度上，写诗是自我发现的过程。问题在于——至少对我来说——诗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被分为创造时刻和其余的时间。当然，创作时刻和其余的生活时间会有部分融合，沉思就与此有关。一般来说，诗人很少是证券交易所的大鳄（stock exchange sharks）——尽管众所周知，弗朗索瓦·维庸（注：法国中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曾被指控犯了谋杀罪。
对我来说，我的诗在我处于人生非诗意时间时就像远房表亲，我可能还记得它们，但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它们才会真正回到我身边。
新京报：你如何保护创作时需要的孤独？
扎加耶夫斯基：这是每个诗人或艺术家必须去处理的事。我很幸运，拥有一个可以在其中安静阅读、写作的房间。我不是政客，也不是摇滚歌手，不会有粉丝围攻我的住所。
新京报：你认为，写作是表达兄弟情谊的行为，是通向他人的隧道。孤独和团结是矛盾的吗？
扎加耶夫斯基：我认为二者是彼此完成的关系。孤独（loneliness）是不快乐的经历，但在英语中有“独处”（solitude）一词，可以补充“孤独”这一说法。团结有多个面向：它可以是政治团结，兄弟之情或只是针对某一务实目标的团结。团结——与他人连接——可以让人摆脱孤独，但团结同时意味着同情他人这一基本需求。
新京报：你说自己是个写得很慢的作家，认为写得过多是危险的。你认为会产生怎样的危险？你写得慢是因为每一首诗歌都需要一定时间来提纯吗？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每首诗，每篇随笔都需要很多时间。这是唯一的原因。每当想起我曾写过这么多的诗，我都会想：“这实在是太多了。”当你写了这么多诗，意味着你在邀请读者进行选择。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
新京报：关于是否修改已经写好的诗，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做法。你会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吗？
扎加耶夫斯基：不。写诗时我需要处理很多问题，但修改不是问题。一旦一首诗在诗集中刊发，我就不再管它。我会尝试写新的一首来改进旧诗——或说我梦想如此。
新京报：据说你写过四部小说，目前还没有中译本。对你来说，写小说和诗歌的体验有何不同？
扎加耶夫斯基：说来话长。写长篇小说是场马拉松，其中有几个站点，在那里，你可以补充水分，或者吃点巧克力。写抒情诗是百米冲刺。但这并非重点，重点是不久你开始懂得（这是我的情况）：是否我拥有的才能不是针对长篇史诗的，长篇要求角色的建构，以及对情节的控制——这需要另一种想象力，不那么密集，而更注重对不同内容之间的协调。抒情诗存在于即时即刻。
新京报：你从米沃什和赫贝特两位诗人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对我而言，最主要的是他们诗歌中的严肃性，那接纳整个人类经验的雄心，这一经验以历史的视角观看，又聚焦在具体的个体生命上。同时，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某种冷静——这种冷静并不排斥热情。还有他们写作的范围，以及伴随着高度严肃的幽默感。
新京报：诗人极为依赖语言。对你来说，波兰语有着怎样的意义？
扎加耶夫斯基：波兰是我的母语，我的血液。讲母语的人无法评判他们的语言，他们不能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如何，比别的语言更丰富，诸如此类”。不，它是他们的语言，我们无法远距离观察它，就像在博物馆里观察一幅画。我们继承它，并在写作中创造它。
新京报：2014年的中国行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扎加耶夫斯基：那是一次短暂的行程——短暂但令人难忘。旅行的主要原因是我要在广州接受一项由黄礼孩创办的诗歌奖。礼孩和他的朋友们友善地接待了我和我的妻子。我不能说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多东西，只是广州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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