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垂垂老矣，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远离的时刻，来检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80后”的诗歌写作，我感到自己既没有“立”也没有“惑”，也许我最应该做的，是要彻底解构掉这个概念——“80后”——早就该进垃圾桶了！一个真正的诗歌时代必须通过那些孤独的个体来铭刻(比如陶渊明和李白的时代，比如维吉尔和但丁的时代)。“80后”只不过是历史大幕中的一个背景，它必将黯淡无光，失败得无地自容，但真正的诗歌——再强调一遍——内蕴了丰富的历史和自我的诗歌，会得永生！(杨庆祥)
■主持人的话
继上一期发表关于“70后”诗歌精神走向的文章后，我们这一期所讨论的，是“80后”诗歌的精神倾向。作为一位“80后”诗人和“80后”的诗歌批评家，杨庆祥的文章，实际上也是“80后”的自我反思。前不久，我刚和两位朋友做了一个关于新世纪文学中代际问题的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我一再强调，我们在对“70后”和“80后”的命名中无视和忽略了他们和历史之间的深刻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强化而是进一步弱化了他们本就薄弱的历史意识，所以读到杨庆祥的文章，确实感到精神一振，感到“80后”自身终于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杨庆祥认为与那些虽很流行但却缺乏历史意识的“80后”小说相比，“80后”的诗歌“却在不动声色地肩负起重构历史和自我的任务”，并且因此表现为建构历史的“在场感”和建构切实的“个体自我”等精神倾向，对这些倾向，杨庆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此，我当然非常赞同。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对“80后”文学，还是对于我们整个的文学写作来说，重新“肩负起重构历史和自我的任务”，都是一种非常必要和非常急迫的精神选择，义不容辞。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