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江苏兴化。以施耐庵的名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文学聚会。
惠生·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的颁奖，聚集起来自海内外知名作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除了获奖的贾平凹、阎连科、董启章(香港)、宁肯，以及兴化籍的作家顾坚、谷怀，还有陈建功、池莉、周梅森、黄蓓佳……
“就像施耐庵不仅属于兴化，而且属于中国和世界，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文学奖，其意义和影响也会超出兴化，进入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施耐庵文学奖的发起人之一费振钟所言，使得这场文学的聚会，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从代表了中国文学眼光的50余位提名委员会到聚集了中国一流学术水准的评委会，著名的出版人、编辑家、作家、批评家们，通过施耐庵文学奖表达着共同的立场与观念，希望通过层层筛选，发现中国当代能够充分展示和彰显汉语艺术韵味的作品，发现对汉语叙事方式有所探索和创新的作品，希望拓展汉语叙事创作的广阔空间，那么现在，首届施耐庵文学奖尘埃落定，且看——
当代作家如何拓展叙事空间
贾平凹：我的写作只想着朴素
“我非常感谢施耐庵文学奖能授于《古炉》。我已经不再年轻，《古炉》的写作也很艰难，而评委们肯注视它，给予认可和称许，这令我欣慰，而再一次增加了我文学跋涉的信心。”贾平凹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站在兴化广电新闻局演播中心鲜花簇拥的领奖台上，用浓得化不开的陕西方言开始他施耐庵文学奖的获奖感言。
他说，自己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对文学充满了兴趣和幻想。而这种个人的兴趣和幻想，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渐意识到了写作是职业、也是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也曾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抉择。
“树木，花草，庄稼都还是才冒出土地的嫩芽时，看似一样，这就曾使我轻浮和狂妄，以为自己也将了不起，无所不能。但这些嫩芽长到了一定的高度，它们就分出了树木、花草和麦子谷子，才知道植物都长成什么样子，多高多粗结什么果实，那是品种决定的。看着古今中外那么多的天才作家和天才作品，而自己原来是那么柔弱和渺小的种类，这又曾使我垂头丧气，饱受打击。我还能不能写下来？”
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作家，如此勇敢地坦露内心的困惑和疑问，令人感动。贾平凹说，在十多年放下拾起、拾起放下的过程中，犹豫、怀疑和恐惧始终伴随着他。可是，他转念想，虽然世上有巴西足球和巴塞罗那足球，中国人依然不是还在踢足球吗？虽然世上有着那么多的摩天大厦，中国的农家小院不是依然还得盖门楼子吗？他就这样消除了自尊和自卑，从此去默默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古炉》的写作，延续了《秦腔》的写法，重整体，重细节，以实写虚，混沌而来，苍茫而去，在当今文坛上别树一帜。贾平凹觉得，这种写法更适合自己。“我一直写的是当代生活，行文上又想尽力有中国气派，这两方面其实结合起来很难，如国画很难表现现代生活一样。这需要你必须熟悉生活，掌握生活细节，讲究节奏，把味道写足。”这种写法从《废都》之后就开始了，但那时仅是试验，过渡到《高老庄》，再过渡到《秦腔》、《高兴》，直到《古炉》，才完整地体现出来。
《古炉》在构思时是艰难的，然而写作时却总有一种快感。他说，自己年轻时写东西，有激情，锐力外向一些，年龄大了，就沉淀了些，想写的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了个人生命体会的东西。这时的写作，不太讲究技法，不起承转合，看不出多少规律，只想着家常话，只想着朴素。
其实，任何写法都跟生命有关，跟生存状态有关，跟文学观有关。在《古炉》中，贾平凹的语言追求与传统的中国小说语言一脉相承，沉着、散淡、意味深长。他认为，当下纯正汉文学语言是重要的，如果没有了汉文学语言的纯正，汉民族的味道就不复存在。
“是一株麦子就不指望去结玉米棒子，而力争把麦穗结好。那么，坚持，坚持着自己，就成了我十多年间写作的唯一信念。有句外国的谚语说，吻过了无数的青蛙才能吻到王子。我可能永远无法吻到王子，但无数的青蛙吻过，构成了我写作的经历和价值。” 贾平凹说。
他因此再次谈及施耐庵文学奖垂顾到自己的感激之情：我珍贵着，如得到了一份干粮装入行囊，再往前行。
阎连科：忧伤是文学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阎连科的获奖感言，感激之余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
在他的心目中，《水浒》人物、叙事、故事都非常好，但小说中缺少一种忧伤。而忧伤，恰恰是文学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为什么我们提到四大名著时，总是更多地说《红楼梦》，而不是《三国演义》或《水浒》？因为《红楼梦》中有很多的忧伤存在。“如果作家不是为了忧伤写作，也不会有伟大的文学承传。因此，在这次评奖中，我非常感谢评委们能够对施耐庵文学奖进行一种补充，把忧伤补充进来。”阎连科认为，这次获奖的4部作品，无论是《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天·藏》，还是贾平凹的《古炉》，都充满着对人、对生活、对世界，对我们的民族和历史的担忧和忧伤。如果没有这种忧伤，我们今天的文学，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萦萦思索，日想夜问，去追究我父辈们的人生和命运，去追究我的少年和童年，去查找那段岁月中的痕迹和落尘，终于就在某一瞬间里，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和病死；是为了柴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挣扎和苦痛。”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以朴实却显沉痛的语言，把读者带回到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关于对父辈亲情的描述又超脱了时代，直射入民族精神的核心。
一直以来，“劳苦人”是阎连科写作的核心。《受活》是，《我与父辈》也是。尽管当初的写作是为了跳出农门，阎连科还是深爱着那片土地，有爱才有恨，才会看到更多丑陋的、浅薄的、短见的甚至令人仇恨的东西，他说：“作家没有疼痛感就不要写作，小说创作就是要表达一种疼痛感，小说家对人，尤其是对那些劳苦大众要有一种恒久的尊重与关怀。一个作家没有爱和恨就写不出大作品。”
阎连科认为，作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独特性，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要这样写不那样写，这就牵扯到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问题、世界观的问题、个性的问题。我是作家中少有的固执的人，又是特别笨的。我已经浪费了较长的时间，也不想当官，我的日常生活过得比一般百姓好，为什么不彻底放下包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呢？放下一切功利的思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即使不出版也释然。”阎连科说，这不是破釜沉舟，也是最后的选择。 董启章：写小说不是个人的表达
董启章过肩的长发在脑后束成马尾，善良而诚恳的眼神从黑框眼镜透过来，言语从容淡定。看上去，他更像个艺术家，使人很难把近百万字的“自然史三部曲”和他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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