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他可以重返西藏了。《天·藏》之前，宁肯多次放弃去西藏的机会。“我要保护30年前的那种印象，如今我所在的郊区已经城市化了。我怕她毁了当年珍藏在我心里的感觉。我靠着珍藏的记忆写作。”
《天·藏》的完成，使他对西藏始终无法释怀的情绪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彻底的释放。这时候，时间过去了差不多近30年。
读书报：《天·藏》获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们对于你在叙事方面的探索上给予了充分肯定。《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女人》……我觉得你一直很注意叙事的方式。
宁肯：写作《天·藏》我遇到两大问题，一是内容，二是形式，二者是相关的。内容之一是如何表达宗教，我特别费踌躇。传统对宗教的表现，要么是钻到故纸堆里，要么是隔靴搔痒，有的则是调侃。直到我遇见《和尚与哲学家》，一下子找到了出口。
《天·藏》有三部分内容，一是王摩诘的个人化感觉，一是父子俩哲学和宗教的对话，一是王摩诘和维格的情感关系。这三部分也是无法用传统小说的方式表达的。
读书报：这三部分怎么结合成一部小说？
宁肯：传统小说看到的都是前台，我在小说里“发明”了后台。当我需要两部分切换时，我挪用了注释，注释克服了我在表达上的困难。
读书报：你觉得《天·藏》 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宁肯：把宗教的思辨以可读的方式传达出来了，既有高端的知识也有低端的。我为此读了《从结构到解构》，了解整个当代法国的哲学史思想史。我有意识地在全球化的背景，包括西藏文化、中国本土文化的多元文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读书报：你觉得知识分子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
宁肯：有历史性的，也有现实性的困境。历史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悬置了，导致心灵的创伤难以愈合，精神的层面下降，人们不关注心灵。知识分子的主体技术化了、经院化了，知识和精神脱节，和心灵脱节。
读书报：回到此次的施耐庵文学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水浒》？
宁肯：我看的第一本字书就是《水浒》，小说人物的勇气、豪气、胆气、怒气、血气，看完对我影响特别大。我从一个懦弱胆小的孩子变成了勇敢、至少是假装勇敢的孩子。
读书报：这次获得施耐庵文学奖，对你有何意义？
宁肯：文学奖项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现的意义，发现作品的价值；二是有传播的意义。对于推广和发现我这样寂寞的写作者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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