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和2008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两次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评审团大奖，与大奖擦肩而过。在写作之后的第十个年头，却与“施耐庵文学奖”结缘，在施耐庵文学奖的评审中获得了迟来的认可。
很巧合的是，在写作《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之前，董启章重温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创作，受普鲁斯特的影响更大。写作范围如此之大，却又是个人成长的东西，牵涉到了文化、历史和艺术，有点类似于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也具备这样的特点，但董启章同时把它视作缺点，他觉得不应该和自己喜欢的作家这么接近。
读书报：在获奖感言中，您谈到自己的作品和内地还是有很大不同。怎么理解？
董启章：主要是语言的应用。香港的文学观比较自由，不会考虑日常生活和书面表达的距离，对我来说，没有规范，没有包袱，不去考虑是否符合一般人的期待。在香港，写作语言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书面的，平时总在说广东话，书面语言跟讲话有很大距离。香港文学实验性比较大，一开始写时就考虑把生活化、透明的语言写进去，考虑到运用书面语言。除了语言，也有形式的问题。《天工开物》里有两个层次的叙述。
读书报：《天工开物》有三部曲，一开始写作，就有这样大的构思吗？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董启章： “自然史三部曲”分成三部分，第一部是《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第二部是《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第三部写完上半部分，叫《物种源始·贝贝重生》。最初时，用这几部已在的大书作为写小说的题目，内容只是大概想到的，不是定下来的，而是边想边改变。现在我正在写第四部，没有以前那样顺利。最开始写作会觉得还有空间，心理轻松。越到最后，要求越高，一定要很好地准备。我比较心急，写了十万字之后又觉得写得不太对，感觉有点形式上不是很适合自己。现在停下来看书，重新再做准备。
读书报：《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极为庞杂繁复的小说结构。这样的写法难吗？对于主题的处理方式是否已经相对成熟？
董启章：写法不是太难，一共十三章，每章环绕一个物件，写时分成小的单元，里面的故事是连续性的。我发现问题的能力很大。开始写作时许多问题不太难，因为不懂问题在哪里；也不能说现在越来越容易，可以说越来越困难，因为你开始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
读书报：那么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又有怎样的收获？
董启章：我把自己对家人、对香港的感情放进去——当然感情也有距离感，因为有不同形式的表达，不是直接抒情。写完以后，我自己很快对这本书产生了批判和怀疑，比如太自我——整本书是很大的我；用第一人称，整个世界都是从这个视角去看的。也许对这本书来说是必要的、适合的，之后我会考虑其它的角度。
——我的性格是这样，很快能看到作品的局限，自我怀疑很深。
读书报：您希望在读者中传达怎样的信息？
董启章：写小说不是个人的表达，如果那样我就写散文了。我希望去建造一个世界，我在那个世界放了很多东西，不是摆在那里，而是读者走进去住在里面一段时间，冒险或经历什么才能得到，在虚构的世界有可能得到你自己的东西，每个读者得到的不是一样的。
读书报：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并不高，您如何看待？
董启章：外面不了解香港文学，一是不易看到好的香港文学，二是不知道怎么去读。用外面的标准看香港文学，看不到它的好处。香港有独特的文学，有很好的文学作家，奇怪的是没办法在内地看到，没有中介或桥梁让读者知道怎么去看香港文学。香港文学对形式的尝试其实和世界文学发展同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香港文学受到西方的影响很大，比先锋文学发展更早。 宁肯：我靠着珍藏的记忆写作
1984年，25岁的援藏教师宁肯怀着文学的梦想踏入西藏。28名援藏教授分成了两队，一队留在城里，一队分到郊区。大多数人向往城市的繁华，他却主动要求去郊区，他觉得那里接近自己对西藏的感觉。“高更去了塔斯低岛，我也想走出去，走向远方，走向自然，在当时是艺术界的潮流。”
学校给了宁肯一间石头房子。他那么热爱西藏，连同这房子粗糙的石头，他着迷地看它花岗岩的外表在阳光下富含云母的光亮，着迷于大自然的天空和连绵不断的山脉。除了上课、家访和散步，宁肯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
“我在西藏的阅读是一种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阅读，一种没有时间概念、如入无人之境、与现实无关、完全是宁静的梦幻的阅读……我喜欢冬天的漫长，雪，沉静，潜在的生长，阳光直落树林的底部，喜欢树林的灰白，明净，这时的树林就像哲人晚年的随笔，路径清晰，铅华已尽，只透露大地的山路和天空的远景。”这是《天·藏》中王摩诘的生活，也是当年的诗人宁肯在西藏的真实写照。
“我觉得到了西藏，一定能写出好的东西。”他自信地想。可是，事实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有时，他以为一切都写出了，但就在落笔的时候，就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一切又都死了，干了。
然后是无尽的沮丧。差不多过了15年，到了1997年，他觉得某种东西才在心中成熟，于是有了《蒙面之城》。可是即便这部以独特的视角剖析当代人精神追求的作品，宁肯依然觉得远远不够。
他又用诗意的语言完成了一部精神之书——《天·藏》。因为是“精神之书”，又隐含着思想探索所特有的一种对话性的结构，以及包含着多重意识主体，《天·藏》并不具备引人入胜的故事性；然而因为他的诗性，又使得阅读的过程充满着一连串新鲜有趣的发现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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