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单质诗语到复合诗语——新世纪诗歌的一种代际特征
新世纪以来，诗歌研究界和很多诗人显示出较强的代际意识，较为常见的，是按照出生年代而将诗人划分为诸如“50后”、“60后”(又被称为“中间代”)、“70后”、“80后”和“90后”等不同代群，也有研究者以“朦胧诗”为中间点，将“朦胧诗”后的诗人统称为“第三代诗人”。这些划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突出、附加和强加了诗人之间的代际特点，并给很多诗人诗作贴上了不太恰当的标签，甚至成了一些诗人或诗歌群落谋求诗歌史认证的重要策略。这些现代汉诗代际划分的混乱局面，显然需要认真的清理与研讨。实际上，我以为诗歌的代际特征更多地是通过诗语来表现的。所谓诗语，是诗歌语体色彩、语言风貌和话语特征等的综合。在诗歌发展中，作为一种外显为建筑材料的诗歌元素，诗语有新旧更替的特性。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格局中，诗语的变革在语体、语言和话语等三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也间接形成了诗美的差异，显现出诗歌这一文体发展的代际特征。
现代汉诗史上的诗语时代
近百年现代汉诗诗语变革的代际特征十分明显，至今已大致经历了四个诗语时代。而新世纪诗歌，已基本处于第四个诗语时代。每一次诗语变革，都有一个阶段性的交互期。新世纪诗歌诗语与第三代诗语还将有长期的共存，第三、四两代诗语的代际关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诗学话题。
现代汉诗史上第一个诗语时代是1917年到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在这个时期，现代汉诗完成了自己最初的试验。新诗是僵化的汉诗诗语求生的产物。在1917年前的诸多刊物上，古体诗被环绕在诸多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的文章中间，并不和谐。胡适有文学改良“八事”之说，对古体诗中的“死字”也一直耿耿于怀，早在1916年就试写白话诗歌。1920年以后，新诗在各文学报刊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尝试集》出版后，各种诗集连续出版，诗社不断成立，专门的诗刊也开始出现。
第二个诗语时代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为现代汉诗诗语的成长期。从民谣风格的戏拟，到一本正经的创作，再到新的诗语终于在文体上正名，汉诗的新变在所有文体革新中显得最为坎坷曲折。在30年代，现代汉诗新的诗语逐渐从实验室走出，成功存活。这种面向传统的诗歌姿态形成的诗语存活，客观上支撑了40年代现代汉诗与域外诗歌密切的诗语互动，形成这个时期现代汉诗的繁荣格局。
第三代因文化地理格局的原因，显得较为复杂。就中国大陆而言，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为现代汉诗诗语的凝滞期。1949年以后的大陆汉诗发展历程是对40年代诗语培育成果的选择性继承，其主要脉络来源于红色诗歌、中国诗歌会的诗歌以及其他具有合唱风格的诗。在此基础上，有重新的锻造和打磨。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形成了在权威话语模式下对诗语的全面变革。其间诗歌的“地下写作”有一部分在1978年后获得了短暂的民间刊物的传播机会，在80年代经历了“朦胧诗潮”，又获得了正式刊物的刊发认可，成为80年代大陆现代汉诗美学崛起的基础。
在大陆现代汉诗的代际体系中，第四代诗人指那些逃离了二元对立的话语维度、在精神层次和诗美追求上获得了多元性的诗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他们”诗群的形成为标志)至今，形成了对第三代诗语格局的审视与疏离的意识，出现了类似于坚、韩东、朱文、杨键、陈先发、蓝蓝、陈思楷等从“50后”到“90后”不等的一批诗人，他们的诗脱离了第三代诗语二元对立的、抗诉式的诗歌话语结构，又具有充分的语言意识，可指认为大陆汉诗第四个诗语时代的主要成员。
诗语重生中的代际相似
前两代诗语的代际关联，对新世纪诗歌的诗语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在现代汉诗诗语发展的第一、二代际之间进行区分，可以发现，第一代以语体和语言的变革为主，话语的成分稍显薄弱，诗美因抒情主体的层次单一而显示出单质的特征。这种变革体现了现代汉诗的诗语建设者们与传统诗学的对话——不是人文精神向度的对话，而是更加关注音律和语言，希望新诗的诗语能够在传统诗学范畴内找到存活的依据。朱自清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谋求新诗音律的合法化，周作人也不断提示诗人们注意与传统诗歌的融汇，不可一味做逆子。“浅草—沉钟社”延续的诗歌时代，“新月派”的诗歌追求过程，都在努力寻求诗语存活的文体身份。诗人们为了保存新的诗语能够生长，在音律甚至意象上都向传统有所妥协；第二代以话语变革为主，语体和语言的变革退到后台，抒情主体在诗语中得到了较为立体的复杂塑造，诗歌的哲思和知性因素明显强化，诗歌的音乐性呈现为更内在的音律，诗美也呈现为多维度的复合性。正是由于第一代诗人对古今汉诗渊源关系的密集梳理、第二代诗人对诗的心灵世界的深入勘探和呈现，使上世纪上半叶的汉诗能够在类似《雨巷》《蛇》《你是人间四月天》《也许》等诗中体现出汉诗本有的神韵，又能在类似冯至的《十四行集》和穆旦的《诗八首》等诗中借鉴其他语种诗歌的经验，开掘出汉诗诗语更为深邃的表意功能。
第一、二两代诗由单质诗语向复合诗语转变的代际关系，在第三、四两代之间有相似的运演，大致和20世纪汉语诗歌两次诗语重建，即“五四”时期的诗语重建和“文革”后的诗语重建有关。由于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具有复杂的诗语交互性，其间的代际关系和当下大陆的诗歌境况，也相应地变得十分复杂，有待细加分析。“朦胧诗”中具有意识形态反思能力的诗作，在话语倾向性上有较大转变，但在整体风格上仍体现为第三代诗语的平面性特征。处于三、四两代交替后期的新世纪诗歌呈现出两代诗语交叉共存的局面，就具体作品而言，诗美落差极大。近20年来，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迁施加于社会语言的影响十分明显，诗语在新的文化环境、特别是语言环境中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此同时，诗人内在的精神境界也体现出更多差异，诗人们在世俗情怀、历史观和精神境界之间的取舍差异也较为悬殊。
虽然诗歌从未像小说那样体现出地域文化的明显差异性，但不同诗歌文本在精神维度的区别一直较大，新世纪诗歌中，这种差异更加明显。新世纪诗人居于何种精神维度写诗，决定了他们更亲近第三代还是第四代诗语。就诗语体现出的诗美品质来说，可以将亲近于第三代诗语的诗概括为单质诗语，将第四代诗语界定为复合诗语。单质诗语多为单向度的抒情结构，语言、意象或象征手法上的丰富多变，甚至抒情者情绪的戏剧性，并不能增加诗歌的精神维度。它们的诗美特质非常吻合刘心武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单质的文学”的概念。而精神内涵丰富的抒情主体会在言说方式上体现出与单质诗语不同的话语特性，诗语也相应体现为复合诗语，这种“合金的文学”与“单质的文学”的关系，是三四两代诗语最主要的代际关系。 新世纪诗歌中的诗语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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