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准流派倾向与团体性存在
赵卫峰（白族）
1、
诗人及诗歌创作的团体性倾向或存在、或群体性表现可谓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饭动态特征。它是诗歌创作“流派”成型前的一种基础性展呈形式，形成原因既有审美的趋同倾向，也有地域环境的凝固作用以及传播方面的整合等。比较看，传统戏曲在成为样板的同时往往易成为模式化禁锢。“模仿秀”作为一种陈规也因此由来已久。与往不同的是，当代传播背景中的“模仿秀”似乎又渐成为一种新“文艺形式”。 这个事实会让我们感觉时空的某种无奈：从形式到内容，到表演者的面相装束，装得越像表演得越逼真就越能获取掌声？似乎很有“互文”效果的对相声小品和歌唱的模仿盛行也是种提醒，在没有经典的时代，模仿便显得自然与应该？所以即便可能有可以理解的局限，当看到当代诗歌不断提出类似“多面主义”、“此在主义”、“物主义” 、“病态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经验主义”、“无主义”等“主张”时，仍会感到自然和必须。新诗文体的灵活与弹性和诗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正是这样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
在当代传播环境中，诗歌“流派倾向”现象有时也难免深陷“模仿秀”或盲目的临摹困境。严格看，近三十年来中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带有类似倾向或意味的仍属于同趣写作团体、同地域的文学活动与联系等，如“葵”、“陆”、“野外”、“极光”、“长线”、“进行”、“情诗”等；或是网络交流站台及相关的内部纸本交流媒介，这种媒介相对较兼容，强调艺术性及审美趣味，如“新汉诗”、“诗歌杂志”、“行吟诗人”、“啦啦”、“灵性”、“词语与写实”、“激情和唯美”、“纯文本”、“当代唯美诗歌”等。团体或群体性的存在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的现象。从上世纪初的“新月”、“语丝”到上世纪后期以降的“今天”、“面影”、“新密度”、“倾斜”、“转折”、“反对”、“过渡”、“偏移”、“外遇”、“无名指”、“弑”、“异类”、“阳台上”、“硬骸”、“突围”、“屏风”、“延伸”、“钝”、“星期三”、“唱诗班”、“远方”、“抵达”、“67度”、“坚持”、“开”、“π°”、“小拇指”、“有巢”、“不是”、“顶楼的马戏团”、“早班火车”、“A”、“神经病诗院”以及新世纪以来由80后诗人主持的“80年代”、“钨丝”、“核”、“活塞”、“中”、“春韵”、“出路”、“绍兴诗刊”、“在南方”、“玄鸟”等，纷呈的枝叶共同构成了诗歌多样或多维。时常，审视类似上述本身就很诗意的名称，会令人感觉时光、地方、实在的物、理性的人、青春的忧喜与情感的起落；一个个一群群诗者在日月交替过程中依次显出和安放他们的个性、气质、酷劲和热情。多样的称谓，透露出时代变换与其中个体文化心理的复杂起伏。
随着诗歌网络的大幅扩展，类似上述有意味的名称们在世纪之交以来更茁壮（又易于夭折），粗略估计至少有近1500个。但这些名称大多稍现即逝，或名存实亡，或大部分只是时段性的聚众热闹状呈现，诗歌在不知不觉的“模仿”中明显彰显出游戏的、易普及的和情绪化表达的随意与粗制滥造。文艺的普及率换言之也指某种“市场”占有额度，对于诗歌这一直是很矛盾的理论上的因果设想。故而今日的诗歌创作在内部呈“两头细中间粗”的情况，一细：有难度和高度的写作，另一细：入门阶段的练习。今日的诗歌传播，从作者到读者显然更讲究传播的相对准确和到位，这是质而非量的落实。
由此似也可验证类似上述的“名称”的价值。或说在聚众活动程度只是表，文本实践及其效果才是里。我们总说诗无标准，是说其标准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百花齐放是所谓流派滋生的最基本前提，而这同时又是一个尴尬的因果：诗歌流派或主张也难有标准。什么花放之四海皆宜？由此的实质结果又往往是：一人即是一个族类，很难真正达到共识与认同；甚至是公认的（或通常以强势的传播和有一定层级的奖项来助推的）诗人也往往成为特定圈子的认可结果。这当是好事，没百家就没争鸣，没争鸣也就没多样的可能。
诗无标准，诗歌“流派”的晚出或诗歌内部对诗歌“流派”的谨慎，多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有关，更与受者的观念习惯有关。读者在面对一个诗歌作品时，他的“阅读”一开始就是在印证或是在默写自己的诗，他对其所面对的审美模本就会有种种不是之想。其实这恰好是这首诗所起的最佳作用。诗读者的再度创作与诗作者所希望的（被理解被赞赏和被认同）平行，像两条铁轨，在相互关系和参照中前行。以此看诗歌流派之产生，在文本实践的基础上，审美与表达的差异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2、
流派和主张的产生从某方面说也源于对“以人为本”、对“我”（的独特性的）诉求。亦即主体性的确定。从诗的角度看罗大估、崔键、周星弛亦算“流派”，其个人性特征强烈，除了音乐元素和光电科技手段等外在的协助，它们的创作本身就很诗，又比诗创作有更有条件或说优势。像一次次聚会上的彩球标语，诗歌主张的悬空与随时作废较常见，对此需要宽容与理解，这表明文学理想实现的难度，也说明了“自由自在”的“我”有相对性，或许终是一种永难落实的希望。有希望肯定比没有好。“体制外写作”诗观也正是这种反映。由“体制”或“制度文化”这大镜子参照出的“打工诗”、“低层写作”、“中产写作”、“民间说唱”、“乡土诗”、“新城市”以及作为泊来品的“草根诗”概念等更像一种提醒，文学与诗歌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能只简单地以物质基础及文化阶层来判别，它有特定的新的环境和时政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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