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标语族、口号帮高扬所谓“流派”的出笼方式相反，“个人性”总是来自沉默之地或边缘之处。纵观世纪之交来的中国诗歌泛流派或主义、主张，表面总是观念芜杂花样百出却小题大做，貌似创新却只是一时显赫，或是不断演习剃头挑子式的旧习惯；口号洪亮往往言行不一致，队伍越庞大越鱼龙混杂和不合理；颇有声势的“民间、隐态、地下、平民”等概念往往以集群形式组合，结果便难免成为弱智和虚伪的哗众表演。其实，类似“隐态”的写作路线在貌似“独立”和反对的同时，又沦为以制度文化为参照的被动的另一种体制性话语套路。这使得其文本不仅缺乏个人性，作者的主体体其实也被抽空：一旦不见了敌人，这种战士就会变成无火的蛾或无头苍蝇？
过程中总有问题，问题也总要正视和解决。也正因为对不足的弥补和更深远要求，对艺术的追究与对精神的理想化向往也不同程度体现在世纪之交以来的一些诗歌倾向及实践中，以福建为主场的“新死亡”和四川的“诗镜”群体对语言的创新和行进过程的智慧、激情、锐气和坚持状态令人括目；另如“诗江湖”、“人行道”、“感动写作”、“第三条道路”、“完整性写作”、“第三极”、“身体写作”等，它们不同角度地透出倡导者对“我”（小环境）和“文化”（大环境）的阶段性融汇与理解。
阶段性可指类似诗歌流派的团体、网络建立的随意与暂时性，也指类似的团体或组合在诗歌主张的旗帜下需要持续注入新鲜空气与血液，否则右面的概念产生，左面的概念又倒下了，一个个流派标牌不断立起却管理不了，终是不了了之。诗歌流派们总喜广泛招兵买马，这难免使战场成为一种江湖闲者或所谓名流客聚的小广场。诗歌主张给人的印象总是脱离实际和故弄玄虚，还表明任务并未落实，类似印象沿袭已久，则表明必须重新洗牌换人。但，事实上的诗歌“体制”又一直确保着这种沿袭，正如我曾说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因物质基础与人际关系，一有空就带着遗老怀旧情结不断卷土而来，要开诗歌的玩笑：对海子的模仿有意无意地坑了一代人中的多数，这个时代还需要旧世纪的“莽汉”？在崔键高喊一无所有时还在幼儿园的“80后”们现在该如何看“一无所有”的歌词？
近年来，各种争论与分歧局部地在诗界持续，如说它是“资产阶级的下午茶”，或说是“低层”写作者的精神支柱；或如表层的村庄意味仍在压抑21世纪中国沿海的脑袋，西风带来的宗教宣谕与物质海腥味也在诗歌八仙桌上别居一格……这些，多是步法、过程、方向、音量、角度和姿势的阶段性差异。可以相信，总有什么是我们共同关心和共同面临的！它在应该的地方，等着被发现，被触摸，主义、流派与主张的存在也因此必须。 3、
“主张”或“流派”更多地与个体及当事人有关。它至少让当事人有所思考，体现情感，实验语言，证明个体在时空中的特殊存在——其有效性也正体现于此。不科学地说，在“女性诗歌”之外，三十年来影响中国新诗的最大的“流派”是朦胧诗和海子诗。二者都有着各自的承接与创新，其后也都有不同程度和途径的影响与延伸。二者较突出地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其影响力贯串中国诗歌至今。
可能诸多写作者不太承认上述两者所带来的影响。受者的性格习惯或其他原因也会直接影响到对“影响力”的承认与否。其实再新的“主张”也必然会有一个基础的箩筐。对我们有参照和补充作用的，往往是反面的、反对的或平行的东西。从某方面看“汪国真”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种“流派”，相对而言，它明显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审美理想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汪氏曾扬言要摘取“诺贝尔奖”，我不知但确实很想知道外国人是否看到或如何看汪氏诗歌的？）
除朦胧诗和海子诗外，上世纪后期以来的“他们”和“非非主义”诗群体亦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直接推动了作为主流的当下诗歌创作的日常性、口语化和市民文化心理。上世纪晚期的“女性诗歌”应不算流派，更准确地说它等于少数有成绩的女性诗人。时光过滤后的她们保持了鲜明的个人性，这使她们成为自己而不是别人，譬如舒婷、翟永明、王小妮、蓝蓝、海男……在某种程度上，优秀的女性诗人更有体现“个体即流派”的可能。优秀的女性诗人很容易让人模仿但很难被模仿者覆盖，而她们的偏心（对艺术的用力程度往往比男性诗人更甚）使之更有可能创新。
诗歌主张总是需要适应的形式达成诉求，个人性的有无也就极其重要。一个“流派”是否有影响，实以个体当事人的写作水平为潜在判断标准。这恐怕也是如“新死亡”、“中间代”等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传播时空中显得倔强自在的一个原因。纵观“卡丘”、“物主义”、“后非非”（及新非非）“或者”、“个”、“剃须刀”、“中间”、“赶路”、“唐”、“不解”、“黑蓝”、“翼”、“发现”等，无论它们是属于有较近风格的“准主义”集体，或属于同道者、同龄人、同地域作者的同趣靠拢，谈到它们的同时，一般印象或潜意识里也就是谈其代表诗人。代表诗人往往是成就流派的因果。
如以传统的分类方法看，“低诗歌”及“垃圾派”相对更像流派。它们的集合有相当的主动性和明确的审美的和艺术表达趣味的一致。并且也是重要的是，它们通常强调自已的派别及其主张并有着相当数量的实践。此外还有“下半身”，其“夭折”原因是欠缺理论主张帮忙，以及后来被众多水平不一的影从者搅混了。巧的是这些所谓派别曾一度让诗界拒绝或说是有对抗的，这正说明作为相对的新事物的某一诗歌派别的产生，往往是以“斗争”为代价也正以此为某种标志的？正如当时“朦胧诗”亦一度让人闷闷不乐。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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