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现今诸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不是流派，（它们并非自然形成，由于当代传播的变化特性，它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甚至其诗学主张亦是不稳定的，其组织或集合形式多是被动地依靠一种莫须有的（网络、行政区划）站点。这种集中颇像一群火车站前结队的人们，一旦上车便可能各自东西再无联系，或各找车厢座位，按自己兴趣以群聚。但显然的是，网络时代以来不断涌现的众多“准流派”、“主义”和“主张”如同一条大河上的浪涛抑或是死水中的微澜，无论如何作为思与想的成熟或不成熟的结果它都是自然、自由和自我的，它是合情合理，是应该与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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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引起关注和争论对于诗歌流派的呈现与完善是重要的。当代传播的一大有益功用正好是对这种“斗争”起到整合和协调作用。渐渐地，在极端和情绪化的攻击之外，我们一般已不会再认为“拉帮结派”、文人相轻、圈子化、团体性、山头主义等完全是贬义的了。群体的产生首先也是呈现差异的必然，它使接着的比较参照和创作的多样化成为可能。
就本文主题而言，不属于诗歌流派的“中间代”应是上世纪末以来的最大诗歌“概念”，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时段”内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诗人的集合体。从它包含众多实力诗人、调动了众多职业批评者，以及它所采取的集群式、立体和持续的宣扬等方面看，它几乎可以成为当代新诗史上的诗歌与传播关系的一个特殊范例。“中间代”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也说明写作绩效远比只求主张口号的标新立异的行为艺术重要。如没有认真的实践，无论任何主义流派和宣言，往往只是当事人一时的命名乐趣，往往只能反复进行劳动强度不大但易产生视觉疲劳的宣传，在网络上这种行为叫做“灌水”。
诗歌媒介如今已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纸本诗报刊，还包括网络、电信、音讯等；非诗的甚至是非文学的其他传播媒体也时而从各个角度介入。综合看，当代的非诗传播对诗歌的作用事倍功半，如以“炒作”方式对诗歌流派的认定更时常起了反作用。这似只表明革命仍未成功的事实。
在当代传播的作用下，行政区划及地域背景、网络站台及社团的不断滋生、创作者的社会属性、创作题材等会混淆我们关于流派的认识。如今，与美术音乐影视须面对市场不同的诗歌写作事实上又须通过具体的专门的媒介的审核，虽然表面上诗歌已进入网络写作与传播时代，对诗歌质量的认同的潜在规定或标准，事实上又不在网络系统，也不局限在具体的某一文学和诗歌媒体。每个诗歌报刊又会有自身的要求和习惯，这多少会产生相当的扼制，各种奖和各个诗歌阵地圈子，亦会让人有意无意地被动趋同。这些情况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诗歌流派的难以有效和成立。亦因此，关于诗歌流派的相关视点多是围绕创作的表达风格、审美趣味、价值观点玩拉锯行动，它们的分歧延伸和扩大使得诗歌界面看点不断，小波浪起伏，总体上它属于“空中楼阁”的情况还将持续。
“空中楼阁”当然也是一种参照。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中，在传统与现代的犬牙交叠与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在思想的实质上的解放与实质上的固步自封的矛盾过程中，当代诗歌（文学）流派的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不得不令人重视和深思：创作方法是否守旧，艺术风格是否仍未脱离模仿并一以贯之，思考是否局限，审美趣味是否偏食……问题的关键终归是诗人自身的。
换言之，诗歌“团体”体现诗人数量，诗歌“流派”（或说具体的个体写作）则体现诗歌的质量。诗歌流派的滋生与实效，是与时代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综合反应”结果，“时代性”虽属陈词旧调，认真想来却是关键之关键。在“时代性”的前提下，“日常性”亦相似于“个人性”，三者的合力则可促进“艺术性”的突出与成效，这是一种综合反应。“综合反应”体现地区和国家的文化（文学）状态，在传播的变化中它自上世纪晚期就已开始，比如以挖掘个人性为潜在目标的“日常性”表达通过电影、流行音乐、摄影、美术及观念艺术和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合力，并非独立的“生命与生活的日常性与文艺化表达”已成为跨艺术门类的现时文化现象。在其中，由于文体的特殊性和现实地位，诗歌的位置是一种“局部”，是宏图中的部分或“细节”。认识和发挥好自己的“局部”作用，或许是走准走好下一步的必须前提。
从乐观的方面来说，世纪之交以来中国诗歌彩旗飘飘的状态呈示某种实质性进步：生命与生活得到重视，诗歌创作日益倾向于艺术化，诗歌逐步地自觉地先为人（现时环境中的个体精神、情感）服务。这体现了诗歌与时代的呼应，也合符当代社会需要。这种转变无疑有助于诗歌从团体状态向流派意味的深化，也有助于“诗歌流派”的有效性和当下诗歌创作真正“中国化”。
（2009年冬于贵阳/曾载《诗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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