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之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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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作家，编舞家，云门舞集创办者。他14岁开始发表小说，22岁出版《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北文坛瞩目的作家。1972年，他从美国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小说创作班毕业，获艺术硕士学位。1973年，他创办“云门舞集”，经过多年的艰辛与磨难，林怀民和他的云门舞集，因独特的艺术追求获得巨大声誉。“你为什么不写小说，去跳舞？”面对这样问题，他时会幽默地回答：“跳舞是我的初恋，写作是我的妻子。结婚后，遇到老情人，旧情复发。”“云门”在台湾演遍城乡，屡屡造成轰动，并经常出国作职业性演出，获得佳评无数。
4月，由林怀民创作的“云门舞集”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巡演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六城。《高处眼亮：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一书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编者
没有舞者就没有“云门”
父亲曾告诉我，舞蹈家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但这个行业又是一个“乞丐”行业。我那时完全不懂，我说，你等着瞧吧。1973年，我回到台湾，有人说，我们来做环保。可是命运不是这样安排。我回家的第二天、第三天，作家三毛和几个导演、音乐家、舞蹈老师就来邀请我合作。我说不行，我只学了一点点舞，在美国上的舞蹈课大概只有一百堂左右吧。他们说，可以，我们来合作。舞蹈老师第二天就去了纽约，学校的系主任就来让我去教课。我去学校看了看，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教一点什么，就糊里糊涂地开始教授舞蹈。然后，他们要表演，我说好，台湾应该有自己的舞团。那时，我觉得两年后他们就可以把舞团移交过去。
舞团演出之后非常轰动，第一次演出在台北市就卖掉3000多张票。我完全吓坏了，初入社会就获得这样的好评如潮。我天天在家里喝酒，觉得非常苦闷。而且我很久没有去给学生上课。那时，我们在一个差不多12平的地方排练，晚上学生就在那里打地铺。我不在时，他们跟一位老师学京剧。一个刮风的晚上，我在街上徘徊，决定去探访他们，空空的练舞场里面，两个女孩子对着镜子练习臂腕动作。我站了一会儿，脱下鞋子开始为他们上课，教着教着我发现自己兴奋起来。下课后，舞者习惯性地趴在地板上喘息，我正要离去，她们坐起来，静静地说，老师谢谢你。我冲下楼，在无人的黑巷里头狂奔。第二天，林怀民改邪归正了。
大家都觉得“云门舞集”等于林怀民。其实应该说，没有舞者就没有“云门”，舞者对舞蹈有最纯真的挚爱。在那个年代，台湾基本上只有业余舞蹈社。舞蹈也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行业。一直到我成名之后，排练场楼下的杂货店老板看到我，还是一种看不起的眼神，所以很多第一代的舞者都遭到家庭反对。他们是离开家庭，住在排练场里，有的舞者没有饭吃，一样练习。你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去做，收入大概就是一个女工的收入，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那些跳了二十几年的资深舞者，就是这样过来的。
“云门”是众人的努力
一个舞团不能自绝于社会之外。一开始，社会就给予“云门”很大的掌声，现在想想真不好意思。那时，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是觉得台湾要有更好的舞团。我们这样想着，而且这样做过来，直到今天。而观众在我们很年轻、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就给予我们最大的鼓励。1980年，从美国公演归来的“云门”，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我们就决定出去做点事，给自己一点鼓励。那年春天，我们决定到低收入地区做免费演出。两台戏在雨中进行，观众自始至终不肯离去，每演完一支舞，工作人员立刻上台抹地板，舞者在滑倒之后笑嘻嘻地起来继续舞下去。戏散后，观众把椅子送回教室，闹哄哄中，一位矮胖的妇人说，她一直在报上看到我们的消息，可是她晚上走不开，不能去看演出，“今天你们到我们社区来演出，说什么我都要把杂货店关掉来给你们加油”。她认为我们都太瘦了，掏出三千块钱塞给我，用双手抓住我的手。
“云门舞集”停止运营后，我在外面三年。回来第一天，遇到一个计程车师傅。他问我，“云门”为什么停掉了。我说，很辛苦。他非常谅解，但我下车的时候他告诉我，林先生，做每个行业都非常辛苦，我们在台北的马路上讨生活也很难，但台湾不可以没有“云门”，你要加油。我当时就呆在那儿。在那一个月里面，大概十几个计程车司机给我演讲。
2008年，“云门”失火，两个月里，五千个企业和个人主动捐钱，其中包括小朋友捐的100块钱。那阵子，走到哪里都有人喊加油。最绝的一次是，我走在路上，有一位年轻的朋友带着所有的“武装”，黑眼镜，很大的衣服，走到我身边后突然停下来，说，你是林老师？我说，是啊。他说，加油！这是台湾对“云门”的支持，我们只能很高兴地说，当初只想做一个小小的舞蹈，到乡下去，到社区去，到学校去演出，38年之后，我们还在做这个事情，而且越做越大。现在，“云门”有两个团。二团除了正式的公演外，一年里，我们都会从城里开三小时车到原住民的地方，或者到学校去演出。我们到一个县里住两三个星期，为四万人跳舞，做很大的户外公演。我们一个团分裂成四五个，到学校住校，一住两个星期，给学生讲跳舞和舞蹈。而一团除了在世界各地巡演之外，例行在台湾做大型的户外公演做了十几年，每一场观众大概四五万。
所以，“云门”是这么多人一起努力做起来的，我只是这其中的一个人。 印度与《流浪者之歌》
我的父母亲都是佛教徒，我小时候被牵到庙里晃来晃去。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佛教徒。我不走庙，我不懂仪轨，我拿起《金刚经》来，觉得像读小说一样开心，所有的佛经读起来都像读小说一样开心。在这种状态里，我过我的日子。我读佛经，觉得它节奏很美，布局很好，像音乐一样，舞蹈布局也有。1994年，我去了一趟印度，变成了一个佛教徒。
1994年，“云门”在新加坡演出时，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版面，上面就一个佛像，写着“印度——圣地”。我突然就想去菩提迦耶，去做什么我不知道，那年夏天，我就这样去了。一开始，我面临了很多吓人的事情，印度的生老病死都在路上，穷人穷得不得了。我到印度时每天哭泣，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那些伸出来的手在考验你、煎熬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一颗温暖的心，有人道主义情怀，可是你要给每一只伸出来的手多少钱呢？你要给几个人呢？你给三个人之后，转身一看，后面30个人跟上来了。我到了瓦拉纳西。瓦拉纳西是一个古城，恒河从城中流过。我在月台上面看脏得不得了的市容，牛跑上了月台，因为那是圣牛，谁都不许挡它。人站在月台上对着铁轨小便、大便，整个世界非常混乱。一个小孩过来，差不多5岁。他说shoe polish,shoe polish，我给你擦鞋。我说我是运动鞋，不用擦。他还是说Please，shoe polish,我看到他还领着一个3岁的弟弟。他说please。我就说好。然后我说多少钱？他说两个卢比。我给了他10个卢比。他抬起头来笑了，那个笑容我一辈子忘不了，他拉起弟弟来，一路回头看着我笑。我顾不得是在什么地方，彻底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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