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是不太习惯上述这种“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一个人的生活、记忆、体验，与大千世界相比，再丰富再折腾再疯狂，最多就是从五十步到一百步，都还是薄得像一张纸。而作家，是要书写人间的，他必须学会用普遍性的观察、不合作的思考、繁复的虚构、狂野的想象去做“包子馅”，这是作为写作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同时，我个人也一直认为，文学的价值不是讲述多么离奇、陌生、紧凑的故事，这部分，可以由新闻与传记、电影与微博去做。文学的价值在于你通过某一个故事、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去建构一个审美空间，触动人性、触动美、触动世界的弱点。
所以，从一开始写作，我就尽量不要过分依赖个人经验，况且我的个人体验本便极为有限，大概连半张纸都没有。实际上，我更追求个人生活的风平浪静，越是这样，我的笔下才越是自由与跳脱。
■我抽取了乡村“审美”的部分，建构了一个纸上乌托邦，现今看来，这是有局限的——美则美矣，力量却是小的
李云雷：你的“东坝系列”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离歌》、《纸醉》、《风月剪》、《逝者的恩泽》等，这些作品取材于你的故乡，但是既没有对当下乡村问题的表现，也没有个人过去生活的回忆，而是以独特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艺术世界，着力发掘乡村生活中美好的一面，醇厚的人情，匠人的尊严，缓慢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幅幅温暖的画面。你是否像张爱玲那样更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或者像沈从文那样试图以文学构筑一个“人性的小庙”？
鲁敏：的确，“东坝系列”小说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与关注，这批作品主要集中在2007、2008年，跟我那两年放肆的醉酒般的灵感汹涌有关，我想尝试一下，作为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也来写写我心目中的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同时，苦难、贫困、愚昧、野蛮、悲剧等是很常见的也很强大的乡土叙事主题，但我的乡村与这些关键词无关，我只抽取了“审美”价值的那一部分，我笔下的“东坝系列”是日月有情、人情敦厚之所，是东方田园居中最悠然最惆怅的那一部分。我建构这个纸上乌托邦，应当跟参照系有关，成年后，我一直生活在城市，触目所见，众生皆醉心于速度、效率与成功，并由此而产生了都市化的“苦难、愚昧、野蛮、悲剧”，这实在可怜可叹！故而，我很想通过这一批东坝小说来重申乡土田园的本意，并告诉所有的人，有一个曾经属于我们的人类的童年，那样迟缓、美好。
不过，现今看来，这种文学理解也还是有局限的——美则美矣，力量却是小的。你提到张爱玲与沈从文，他们对中国文学都有他们了不起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我尚没有形成那么确定的文学观，我似乎一直在困惑、摸索与变化之中。东坝系列，其实我心里还有好几篇可以写，但我好像已经失去了那时的热情了。我对小说的理解，现阶段更侧重于力。
李云雷：有人说，你的《纸醉》是一个当代版的“边城”故事，这既可以视为一种赞扬也可以视为一种批评。从赞扬的角度来看，它在艺术上可以和沈从文的《边城》在一起讨论，而从批评的角度来看，它只是重新讲述了《边城》的故事，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批评？
鲁敏：对这个批评，一开始我理解得比较简单，也高兴也奇怪，因为许多要素都全然不同啊，包括地域、语言、场景、故事、结局、主题等等，为何会联想到《边城》……但后来我想，这跟小说的气息有关。如果仍然拿我前面说的“包子”来做比喻，尽管《纸醉》的馅与《边城》根本不一样，从做法到调料到养分都不同，可吃包子的人，他的味蕾却在无意中提醒他，这个包子，跟那个包子，似乎有同一种味儿呢——这大概就是小说的气息，或者说气质。
再往深里说，是小说主题的审美取向有重叠。我的乡土是避开苦难与落后，而强调其“日月缓慢、人情持重”之好的，而这，也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主题之一。
但同时，这也引起了我的警惕与思考：如果某一类型、某一题材的小说，作家在审美向度上没有新的建树、新的开拓的话，那么这种书写，往往是有难度的、也是有障碍的，他必须用更卓越的技巧去替自己的文字创造独特的气味，而这，我想，也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书写者，面对过往一切经典所必须确立的自信与抱负。
李云雷：与《离歌》、《纸醉》等作品相比，同样以乡村为题材的《颠倒的时光》触及了当前农村中所面临的“新经验”，这篇小说写青年农民木丹夫妇种大棚西瓜的经历，由于蔬菜大棚的出现，正常的四季循环被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农耕习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里被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给木丹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我觉得对这种“新经验”的发现，也在美学上带来了新的元素，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理解这个时代及心灵世界的变化，但是你这样的作品比较少。
鲁敏：《颠倒的时光》是因为我连续几年在冬天回乡的感受，加上后来又有目的地与乡下亲戚聊天，所以，是很有感触地想表达自然与乡村的关系、农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篇小说被批评家汪政定义为“生态小说”，也正是我的初衷之一。
但为何后来写得比较少，一是灵感没有光顾，而我又不愿生造或勉强。二是我觉得，对当下乡村或者中国生态的诸多新经验、新矛盾，自己所知道的只是形而上的皮毛，远不如我对女性成长、城市症候的观察与思考。与其为所短，不如为所长。 ■一般小说总是带着怜悯描述底层人民，其实中国大众的苦与难由来久远，他们处理苦难的方式远远大过文学的想象
李云雷：你写城市和乡村的作品具有不同的色调，如果说后者是明媚的，那么前者则是黯淡的，如《墙上的父亲》、《暗疾》、《镜中姐妹》等，可以看到城市底层生活的精神状态，一种看不到希望与出路的生活，你的小说瞩目于主人公幽微的心思与改变的渴望。你的写作不同于一般“底层文学”对社会问题、事件的重视，不知你为何选择这样的角度？
鲁敏：说到底还是文学观。如果以物质与精神作为关键词来考察小说，我想小说或可分为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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