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大众化的公共的物质生活的书写，这可能像是文学化的《故事会》，用高雅的方式讲故事；二是个性化的、陌生化的生活经验的开拓。比如我们读到的一些异域风情的、非常独特、令人难忘的小说，包括我们所读的很多翻译小说，其独特的意象成为了最有力的磁石；三是，物质生活亦为渡船与载体，小说着重对精神生活的关注，这种精神审美有可能是容易引起共鸣的，例如，真善美在这个时代的尴尬与退守，城乡二元分化所造成的人性伤害，传统伦理与两性新关系的冲突等，这是我们在当下最常见的小说，有物质事件，也有精神寄托，批评界与读者也都喜欢；第四层，我认为是较难以达到的境界，是在第三层小说的基础上，其树立的精神旗帜是反大众的、反呼应的，带着冒犯与叛逆的，并由此开辟出独特的美学疆界。在前辈与同行中，有这样令人尊敬的作品，但流传得不像第三类小说那么广泛。
回到你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写城市平民时，不太重视问题与事件、物质矛盾，而更侧重其心灵色泽，侧重其哀乐的精神起源，侧重其个人的幽暗空间。不管写作对象是平民或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作为人的精神部分，作家应当尊重这一点，而不是脸谱化或代言式地去书写他们的生活与烦恼。
李云雷：《超人中国造》在你写城市的小说中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它写了一个小人物的“童话”，在辛酸中又有温暖，同时它也让人看到中国打工者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位置。
鲁敏：《超人中国造》的确有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考察，作为极低端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产业工人的生存境况，但是，如上一个问题所言，我的重点仍然不在这一写实的物质部分，而在这个主人公的精神哲学。
小说中的刘传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人物，有着小人物常见的那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圆通理论，带有小小的喜剧性，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式弱者“满脸油汗的笑”，骨子里，永远有种“话说回来了”的迂回，碰到再大的难事坏事，他们都有办法能把自己给救转过来，仍然能够快快活活地裹着寒风喝两口小酒——许许多多跟他一样的“中国式超人”，都是这样的，在他们小小的角落里，用他们小小的智力与努力，像锄草一样，锄掉各样的烦恼与折磨。草根的世俗，最富写意式的大哲学。
我写《超人中国造》，就是想打破一般小说对底层的怜悯推理，把他们弄得如何不堪、如何绝望……我认为，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平民，中国大众的苦与难由来久远，他们处理苦难的方式远远大过文学的想象。
■我就想抛弃和背叛我原来所有的圆熟的技术，完全像一个生手，诚恳而冷静地处理这种新的题材
李云雷：你最近的作品，如《惹尘埃》、《铁血信鸽》等，试图去面对与思考一些大的问题，比如都市中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问题，养生狂热下的精神贫弱等等。你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典型的精神症候，但是与你以前的作品相比，有的新作在艺术上尚不够圆熟，也有些“主题先行”的痕迹。
鲁敏：对，这是我在东坝系列之后的新兴趣点，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算作都市小说。与乡土小说比，我们的都市小说没有很好的传统与积累，这更加带给我兴奋与激情。
我喜欢考察这些从伟大的“现代化”生活中滋生出来的增生品，早一些的《暗疾》、《企鹅》、《致邮差的情书》，可能比较个人化一点，写的是性格隐疾、人际隔阂等，但到了《铁血信鸽》、《惹尘埃》，就是所涉更广的人群高发症：养生狂热、信任危机、不安全感等等。这类小说思辨性较强，其人物或故事，似无正负与成败，小说也不以“救赎家”的姿态去指明结局——你所提到的“主题先行”，我早有自知，但我绝不后悔，甚至还打算我行我素，我就想抛弃和背叛我原来所有的圆熟的技术，完全像一个生手，诚恳而冷静地处理，尊重并追随它们的明暗规律，以及不可侵犯的歧义性。
一个危险的带刺的、偶有破绽的小说，或是一个老到的、审美安全的、极易获得掌声的小说，我宁可选择前者——最起码，那不会是一个乏味的小说家。摸索与征服，实乃颇为华美的滋味，像在与小说跳一曲无伴奏的双人舞，我们相互踩脚，我们寻找步调，并尝试创造出令人惊奇的新节奏、新空间。（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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