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雷阿蒙向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劳特累克向人类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梵高向未来提出了这个问题。梵高向未来提出的问题可以用诗人的诗句来解释，但是作为画家他的处境却是这样的，“人类在有思想的人那里失宠了，这些人将让人类承载更少的罪恶，难道人类过去不是总在重新振作起来修复美德吗？”（法 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版第２５８页）。有思想的人在人类失宠，因此让梵高闯入了绝境。而对梵高式的处境，我们也可以理解，人只有通过生命之美来审判死亡之美，只要有人通过死亡之美来审判罪恶之丑，人类还是有理由存在的。但是，安慰艺术的东西太少，折磨艺术家的东西太多。当然，梵高的信念是，同词语与思想只有一步之遥一样，同那些表达恶的词汇注定要产生有作用的意义的道理一样，表达丑的画也注定要产生有价值的意义。
有哲学家说，“人类对经验事实普遍认同是通过语言来给予最佳表达的，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文学语言恰恰在从事以清晰明白的形式表达较大的普遍性——形而上学正是要寻求表达这些普遍性——这项任务时失效了。”⑩ 怀特海在以“清晰明白”这一标准要求诗歌时往往忽略了一些命题的背景，而文学艺术作品的背景正是可资思考其普遍性的基础，设若文学语言真有这样的缺陷，那么绘画也同样逃脱不了这样的指责，绘画的颜色、形象对于主题太过忠诚，艺术符号因为要忠诚于画家的思考而显得更为独特，因为“绘画只拥有作为见证的特权，而（在表面上）疏运了一种意义”，⑾ 盖伊·达文波特说，只为见证一个过程的绘画，却在解放另一种意义。与此相比，诗歌在解放另一意义这一方面表现出更大的价值，显然，诗歌不再仅仅只从语言到情感，而是一个从语言到思想的有机过程——从语言到思想是诗歌的特权。就绘画与诗歌的这些方面，这是任何企图表达普遍性的形而上学方式都无法企及的。 是的，我们无法否定哲学对于艺术的自信，更无法否定过程哲学对于艺术的要求，不过，没有“邪恶”艺术会乏味！没有喜爱或憎恶邪恶的天才，就没有令人振奋的艺术！！这个道理如同没有怪物的阿波罗就没有光辉、没有鬼怪的神会失去正直一样。艺术与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只不过，一些艺术、一些艺术家在处理这一关系时的态度与方式不一样，梵高让美与丑在他独创的关系式上保持沉默直至宁静；劳特累克故意让某一方处于胜利状态；而诗人洛特雷阿蒙却让取得胜利的一方(邪恶）发出欢呼与嚣叫。对待丑与恶的三种态度早在波德莱尔那会就用诗迁移到人的审美层面，而被理论家总结成一个概念“审丑”，但是他的诗无意中地放弃了天才应该具备的态度，致使如同一部“思想史”那样保持中立，因此，我们无法将其纳入天才才具有的三种态度之列。
就此我们再来看梵高的画，画家描绘的对象的自在价值似乎要克服环境（也可能是怀特海所说的命题的背景）才能独立，这个环境是什么呢？洛特雷阿蒙用了一连串的词汇，“紊乱、忧虑、堕落、死亡、异常、否定、幻觉、苦恼、摧毁、颠覆、眼泪、贪婪、迟钝、背叛、暴乱、暴政、大逆不道、愤怒、失信、血惺、高压、谋杀、贫困、流浪、无自由、无根据、虚伪、伤感、压抑、窒息、疯狂、疾病”⑿，这些词汇真的与思想只有一语之遥，而这种无逻辑排列呈现了当时的环境特征，这种环境，正是每一个天才艺术家、每一位天才的责任人都要面对的。只要他支起画板、伸出画笔，他就得触及这些，但从艺术与此的关系并具体到画笔与这些词汇的关系上来看，梵高在描绘对象的身后总得确立一个不被其淹没的独立价值。他笔下的对象吃土豆的人、矿工、囚犯、无结婚证的妻子、向日葵、鸢尾花、吊桥、星空等等，无论是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必须被他的画笔排除掉一些特征性，而展示自在价值。那么洛特雷阿蒙所列的那些罪恶去了哪里？被消解了吗？这些是画笔不能够轻轻消解的，其实，那些邪恶全部被画家以生命形式承载了——一个对社会有责任的人、一个艺术天才只有承载得起那么多罪恶才能成为天才——这一点梵高的生平记录证明了这一点。
因其是天才型艺术家，平时我们粗鲁地给了他一个令我们自己至今也感到无耻的代号“疯子”，这正是我们无知的表现，或面对天才时丑陋、无知、病态的态度，因此人们更无耐心和知识水平来理解他的画作中的艺术成份。我们喜欢他的某些画作，其实也是因为他极富盛名、评论家给了他崇高的地位和响亮的声誉而人云亦云以及附庸风雅，－－这种城市文化病、富人文化病至今仍在流行。或是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爱听传奇故事、花边絮语的小市民，以自己最低级的荒唐标准、最粗俗的道德水准污染了疯子艺术家的真诚行为，以致以为他是能割下耳朵献给妓女的“疯子”，而从来没有认定梵高是一个负有巨大社会文化责任的人。因此无法理解梵高画作中所表出来的文化责任，以及以其文化责任为人类作出的贡献。
疯子，是平凡的人脱口而出的词汇，我们身处危险的健康，却对于天才给出一个极平庸的标准。其实，精神上的普通疾病，包括狂躁、抑郁、和相关的怪癖，都不能剥夺一个疯子成为有责任的艺术家的机会，也不能成为人们贬损他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的理由。纳西尔.加埃米在《一级疯狂》一书中说，精神上的普通疾病以及性格上的怪癖，这些都预示着杰出成就的稳定信号。当社会富庶和谐的时候，当人们安居乐业的时候，当社会感到满意的时候，我们最伟大的疯子忍受着平凡、失落、悲哀、无所作为的折磨，这个时候他确实是疯子。但是，当灾难出现时，当人类危机到了需要一种伟大的精神时，当人类需要全新的价值观重构社会时，如果疯子处在可以行为的位置，处在有所作为的位置，疯子就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这个时候，最危险的疯子其实是最伟大的天才，最危险的疯子其实是伟大的领袖。也就是说，在灾难时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灾难的头脑，一个疯子的领袖，这个疯子的领袖异常的头脑可以解决我们的异常问题。其实，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健康反而是危险的。疯狂才能使人心明眼亮，才能让人敏感，让人意识到社会的问题所在，才能发现危机，才能创造出时代丞需的全新价值，并有勇气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梵高、洛特雷阿蒙、劳特累克正是这样亲切、有责任的疯子，也是创造人类社会在某个时代极需要一种新价值的艺术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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