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艺术史学家也感到奇怪的是，梵高一生都是——从童年到画家——遭遗弃的，“所谓‘遭到遗弃’与‘没有价值的东西’，类似于梵高日后描述自己像个家人都害怕的‘大野狗……一只肮脏的动物’”，⒀ 试想，家人的亲情是可以滤除其成员的一切可恶行为的，但是梵高一直以来令家人像见到野狗一样害怕，可见，要想在社会上获得更挑剔的人群的理解与尊重，那就难乎其难了。就是这么一个侍奉上帝而被《圣经》反复抛弃的人，就这么一个生平似乎充满血腥的人，人们从来没有想到后来他反而可以拯救另一个人甚至人类，人类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会具有责任感。恰恰在“这个时期的梵高极度虔诚与自我牺牲，却也同样不负责任与挑战权威”⒁（同上第２０页）。就在人们这样理解他的一些荒诞行为时，梵高在给他的弟弟提奥的信中宣称，他要用责任净化并且统合一切。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多重矛盾左右了我们，我们从理论上了解只有天才才同时具有魔鬼与天使的性格，只有天才才能同时具备上帝般的责任感与撒旦的仇恨、邪恶、顽皮和天真，但是，实际生活中我们从来不会善待“魔鬼”。因此，在梵高富有盛名前人们没有善待他，我们仅仅只能把梵高的画当作客厅里的装饰品，借此来补贴一个凡夫俗子有所缺损的个性和气质，标榜我们还具有一点点魔鬼的个性与胆量，好让人对我们另眼相看。我们读洛特雷阿蒙的诗，是害怕被人们看成同类，我们谈劳特累克的画，是厌恶和平凡的人们一样纯洁，我们在书房挂一幅梵高的画，是仇恨我们过于平庸、是仇恨我们太与众相同。而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具备足够的水平通过他们的画的独特视角进入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其实，梵高的画开阔到了人类未来的边缘，哪怕是一幅静物，都在探究生命的境况，探究生命与环境的各种复杂关系。他的艺术逻辑和思想脉胳虽然有些像画的背景一种疯癫，其实其指称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理解水平以及对他的信任。
虽然艺术史家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揭开了梵高传奇的神秘面纱，但人们还是只记住了他的传奇、故事、反叛、丑闻和疯狂，在一般人那里，疯子仍然是他的代名词，这虽然无法贬损他的盛名，但令人无意忽略了他的真正价值。如果梵高式神话令人着迷，那也只是在以下层面释放了不得志者、感到压抑的平凡人的复仇情绪，“基本上，在这个为艺术壮烈牺牲的故事下，隐藏的是令人满足，几近全面报复的幻想。任何感觉备受孤立或怀才不遇的人，都认同梵高，期待不仅获得救赎，同时也让批评者与心存怀疑的亲友蒙羞。此外，这个神话提供一个过分简化却吸引人的概念，即认为伟大的艺术并非出自特殊历史环境及艺术家 心呖血的努力，而是一个疯狂、神圣的傻子自然流露的情感。”⒂ 艺术史学家说，梵高身受的苦难与享受极大的盛名极为矛盾，这仍然不失为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剌。这一说法同样是习惯于把一些责任转嫁给历史，即使是一个离十九世纪较远的当代人——二十一世纪还在怀才不遇的人——如苏三、深秋、王波、吴艾等等，甚至令社会蒙羞的愤怒都没有了，而同时，社会也不再检视，在下一个世纪，还会不会让二十一世纪还在怀才不遇的人拥有一个梵高式的神话与传奇。在我看来，这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事。与梵高相伴的丑恶在这个世纪似乎拥有了合法化的身份。既然如此，那么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代，贬损这类天才艺术家的价值，与仅仅只享受其传奇，连历史也不会产生愧疚了。这就是现代人类文明的真实局面。
梵高对某种社会局面早有预期，同时，他对社会也是有要求的，只是其要求较高。梵高说，“离开这个所谓文明进步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我说这句话是不是轻视文明呢？恰巧相反，我看重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具有真正的人的感情的文明，而不是违反自然的文明。”（梵高1883年12月——1885年9月于纽恩南）梵高对待社会的态度十分理智清晰。他深感非自然的因素左右了文明的健康，因此他对精准的描绘感到绝望，处于那样的社会，精准的描绘只能放纵正统、复制丑恶。“我最渴望学会画出这些极不精准，这些现实中的偏离正统、重建与改变，好让它们成为，对，你可称之为假象——但它们比不折不扣的真相更为真实”（梵高在完成《吃土豆的人》后在给提奥的信中阐述了以上美学观点）。怀疑论者认为梵高“粗糙”“不精准”感到洋洋得意，只是在合理化自己画中的严重缺点，持这一怀疑的人，似乎忘记了梵高用了一大段时间在疏远自己因苦练素描、透视法而留下的类似于学院派的技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的画的描绘对象以及表达目的。梵高颂扬粗糙与丑陋，但并不忠诚邪恶，这一点与他的自然文明观极为统一。
怎样理解超常艺术家的画才能表达我们读画人对于艺术的忠诚呢？这必须给“疯子与我们”定位，必须给“我们的正常”定位，确定超常与正常之间的非对称关系，认识到我们因为太平庸而对于邪恶太无知，我们才会诚心诚意地尊敬疯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改变以往的看画习惯——无论梵高、劳特累克的画多么炽热、狂躁、放荡、仇恨、暴力、意涵深藏、所指遥远，我们总想消解其画的力量，让与我们友好的宁静窒息他们热情似火的暴力，用极其短视的目光，把他们的画静化成一幅风景，而从来不是当作人类的一块伤疤。《阿尔的星空》连空气都拧得下吼叫、《夜间露天咖啡座》中的夜都要慌乱欲滴了，但人们还是将其看成一幅风景。其实，风景是留给目光溜达的，伤疤是留给头脑思考的。 梵高的画的确可以说是为眼睛准备的寓言，此种确认也只是把他的画简化到了我们可以企及的层面。把梵高画中的某个符号，同符号哲学家对某个符号的分析类比一下，符号与符号之间可以构成更广泛的意群，从而发现一个时代的邪恶标签。罗兰·巴尔特在分析葡萄酒时说：“葡萄酒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它的生产严重地具有法国资本主义的性质，不论是在原产地酿制的烧酒的人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些富有的殖民者的资本主义——这些殖民者甚至就在他们从穆斯林手中剥夺而来的土地上强制种植一种他们不需要的作物，而后者连面包都没有。因此，有些可爱的神话，它们并不是无可指责的。而我们现在的异化的本性，恰恰在于葡萄酒不能是一种完全令人高兴的物质，除非我们违心地忘记它也是由于剥夺别人的所有权而获得的产品。”⒃ 当法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时，“葡萄酒是社会化了的，因为它不仅建立了一种道德观念，而且建立了一种装饰；它装饰了法兰西日常生活中最为细小的礼仪。……所以它可以覆盖法国人的所有空间和时间。”⒄ 梵高的《夜间咖啡馆》里那个年代不知卖不卖从殖民地生产的酒，但从劳特累克的《红磨坊》中那些被资本主义精神和酒精鼓舞的人们的舞姿来看，狂欢的气息正在大范围地绞杀自然的人性，文明人的情调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深深烙上了失常、丑陋、邪恶的烙印。这虽然不是什么深层次的内涵，但是，没有罗兰·巴尔特对某一个符号的分析提供的方法，以及洛特雷阿蒙诗歌中的语言，我们还是无法从梵高的画中看到寓言以外的东西。我们最多就是把他的画当作精神风景而已，欣赏者的目光在画中，脑子还是在画外——误解一位不惧怕邪恶的天才，比误会一位平凡的人要容易得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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