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超常的、狂喜般的情绪是由画中人物用肢体的最大伸展度来表达的，他们诉诸了夸张的臂膀、手掌、手指、颈部等身体部位的运动姿态。甚至背景上的熊熊火焰和海涛般的猎猎红旗都增强了这样的狂野气氛。我们或许不能想象哲学思考会引发如此的激情，但这正是毛时代至为典型的政治狂热，在这里，目的却是为了反击一个名为“合二而一”的哲学概念。“合二而一”被看作是“反动的”哲学理论，和其它的“反动”事物在待遇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需要以极大的义愤去批判。问题在于，工农兵或普通群众究竟对这样的哲学概念有多大的义愤？义愤似乎变成了一种规则化的、抽空了实际意义的发泄，情感被刻意地放大到了不需要深究，不需要理解的程度，表面的理性让位给了内在的非理性。现实状态被一个精神空洞取代，这个空洞所映射的是错位的、错乱的现实。或者说，在外在的规范化口号和内心的过度冲动之间的鸿沟犹如一个黑洞，这个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内核否定了一切知性的把握，为日后的创伤性后果埋伏了记忆的踪迹。
以快感的名义：超我露出峥嵘／狰狞面目
中国导演姜文（他也是刘晓庆的前男友）曾经说：“文革就像一场巨大的摇滚音乐会，毛主席是台上的歌手，我们是他的歌迷”。尽管毛时代的剩余快感被政治口号的宏大形式所包围，狂欢仍然作为心理涌动的极端形式不断越过外在的革命理念的界限，成为个人与社会行为的强大动力。姜文的以文革为背景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说是对这种剩余快感的精妙表现。无论是马小军爬上烟囱顶端的冒险行为，还是他和伙伴们模仿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动作场面，无不体现了那种超常刺激的追求，而这种刺激和马小军对成为战斗英雄（或民族英雄）的渴望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在影片的一开始，马小军的画外音就告诉我们，他是多么希望中苏开战，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毛时代的现代性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这种现代性一方面把牺牲、奉献和禁欲当作了快感的特殊形式，另一方面在暗中助长了快感机能的超速发育，将剩余快感建立在破坏某些事物的暴力和狂恋某些事物的痴迷的基础上。慈继伟曾分析过“享乐主义的禁欲式追求”，并且指出毛的乌托邦社会规划“在本质上是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由于禁欲和享乐本来就是莫比乌斯带的两面，这样的机能到了后毛时代便自然地走向了蓬勃的阶段，并且这一次仿佛是赤裸裸的了，享乐主义似乎成为超我的公开宣言。但果真如此吗？难道狂喜不再依附于任何更高的理念，或者说，它就是理念本身了吗？实际上，毛的时代和邓的时代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并没有巨大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对手段的着眼点而已。比如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国家的强大或民族的崛起，从来就是最宏大的目的论关键词。在这个框架下，享乐主义可以从属于共产主义，也可以从属于国族主义、发展主义，或任何其它宏大叙事和宏大话语。
因此，在后毛时代，享乐主义可以更加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许可甚至鼓励的一部分，或者说，所表达的快感可以更直接地联系到肉体欲望的满足上，而不一定必须通过精神的中介。在视像文化方面，后毛时代的大众影像以商业广告替代毛时代政治宣传成为主导。商业广告往往把身体愉悦作为首要的、中心的关注，超我的指令并没有质的改变，只不过快感的所指从一种有关思想净化和社会革命的宏大话语转换到了另一种有关财富和享受的宏大话语，也可以说，享乐成为这个宏大话语的要素之一。
比如那个家喻户晓的脑白金电视广告，反反复复地将一句“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说到反胃的地步，以公然的自相矛盾来强迫观众的注意力。画面里，这一次虽然不是革命青年见到领袖的疯狂热情，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见到保健品时（或用了之后）的过度兴奋，他们的扭屁股舞蹈也同样用荒诞的狂欢响应了超我的要求，剩余快感在这里体现在一种过度的欣喜，一种与老龄不符的怪诞激情。脑白金广告的商业功效，当然也由于这种欣喜感是由作为主导媒体的中央电视台来广泛传递的。陕北农村的一个老太太，在别人问到她为什么买脑白金时，她的回答是，“中央说了，城里人都喝脑白金！”这种由主导媒体操纵的商业宣传功效与毛时代的政治宣传的功效并无二致。
[图9] 脑白金电视广告
[图10] 脑白金电视广告
对享乐的这种夸张表现当然不止于这一个广告。比如“今麦郎”的电视广告里张卫健与美女争拉面，由于拉面的弹性而争成了亲嘴的搞笑表情，可以说是通过在食品享用中注入了性享受的因素，夸大了快感的实际效应。而“雅客V9”的电视广告里为了吃维生素果糖尾随周迅跑步的满街群众更是让人不得不回忆起革命群众运动的盛大场面。
[图11] 雅客V9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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