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作者认为：女性身份对于艺术创作存在影响，郝青松则指出女性艺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对于自己的女性艺术家的身份问题的自觉问题。他认为，女艺术家大多只希望能在艺术创作和展览以及其他的公开场合中获得与男性艺术家同样的地位，而不是以“女性艺术家”的身份被认可和评价。这种坚持表象的背后，其实正反映出强大的男性艺术机制的存在及其历史惯性的影响，令女性艺术家对自身存在的认识处于无意识的真空状态。[26]博雅珊也认为女性的语言表达从本性出发就和男性截然不同。通常，她们的作品更能揭露感性和流露情感，而这在男性艺术家的笔触中是看不到的。这造成了女性和男性艺术家的作品风格迥异，特别是油画和雕塑作品。[27]
作为实践者的女艺术家也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看法，比如女艺术家袁堃认为女性身份是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很好的角度，明晰了方向，贴近了内心。[28]雕塑家耿雪认为：女艺术家不用强调也不用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艺术创作是个人的视角与思考的自然展现。也有一部分女艺术家认为，女性身份对于艺术创作的确存在影响。如女艺术家袁堃认为女性身份是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很好的角度，明晰了方向，贴近了内心。[29]
此外，陶咏白等一些批评家采取较温和的态度为女性主义解围，认为女性主义艺术的最终目标是超越性别，从传统的“二元论”向多元化发展，即“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女性的‘自觉’走向人的‘自由’”[30]。李心沫在《去掉女性主义的标签还剩下什么》[31]一文中赞同这一观点，提出女性艺术势必要经历一种转向——即从女性艺术到无性别的超越女性身份的艺术。万书元在《从性别政治到生态政治：西方女权主义艺术的进路》一文中也谈到：“女权主义艺术的最大价值和终极价值，在于它终于觉察到女权中心主义的潜在威胁;在于它仅仅期望在自己的文化中自由地言说、自由地阐释、自由地建构自己和形成自己，最后以最自然的方式实现向(包含男人的)社会的融合;在于它大度地超越性别、种族、国家，追求人与自然、社会高度和谐一致的生态智慧。如果我们评估女权主义时过多地依赖男性世界对女权主义本身的反应，反而忽视女性对自身命运和遭际的觉醒范围和程度，忽视女性对自身的重新塑造和定位的渴求强度，忽视女性把自身和宇宙进行协调统一的考量的博大胸襟，其结果只能造成对女权主义理解的迷障。”[32]
从这些讨论中可见，对艺术中性别问题的探究，往往表现为对女性主义的质疑或阐释。艺术作为人类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正如阶级、种族、文化和个人经历会折射到艺术创作中一样。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我们都不能回避这些因素的存在，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对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说明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直面性别问题。也说明，面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父权制传统文化，女性主义的发展仍然是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国当代批评界对女性主义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2.2 中国是否有女性主义艺术
女性主义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毫无疑问，影响了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创作的发展。然而，中国是否形成了女性主义艺术?这个问题也是批评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大多数批评家认为：当下的中国尚未形成女性主义艺术。比如贺诚在1999年发表的《中国有没有女性主义艺术》一文断言：“从目前女性艺术家的阵容和创作状况来看，女权主义艺术在中国尚未形成势头，如果有至多也不过是处于雏形阶段。”他的理由是：中国女艺术家的阵容小，女性意识不鲜明，绘画题材范围狭小，在主观意识上趋于男性化，加之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话语还没有建立。
高名潞认为：“中国的女性艺术还没有发展到女性主义艺术的阶段。将来也许会，但也可能根本不会发展到这个阶段”。“虽然中国的女性艺术在90年代的频繁国际交流中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但能不能完全将西方女性主义作为中国女性艺术的模式来讨论，这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以你为中国女性艺术并非在二元对立意识支配下的女权主义创作”。[33]
何桂彦也认为：“严格说来，中国当代美术并没有真正出现以‘主义’为特征的女性艺术，但却有一群才华横溢的女性艺术家。…由于中国女性艺术的产生不同于美国女性艺术发轫之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所以两者在艺术观念、文化态度、审美趣味、表达方式上都大相径庭。……中国的女艺术家并不持有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女性主义立场。她们承认两性世界的差异，但不追求极端的二元对立;她们认同自身的女性身份，但不刻意强化这种身份性;她们承认‘父权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并不彻底地予以拒绝和否定。同时在语言的表达上，她们并不强化作品中潜在的性意识，也尽量回避用男女生殖器的图像符号来表达作品的女性观念，相反，她们注重自我的女性经验，寻求一种女性独有的表达方式。中国女性艺术最大的特点或许正在于此——不强调极端的批判，但强调极端的个人化表达。所以，这也正是中国的女性艺术和西方女性艺术那种追求“主义”的政治性和批判性的区别之所在。”[34]这位作者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倾向于传统的父权社会的批评家们的看法，其实他们本身也更赞同所谓“温和的”女性艺术。
贾方舟、廖雯等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则认为：中国存在女性主义艺术。在1998年的《世纪·女性》艺术展时，贾方舟就把“外围展”部分公开称为“女性主义艺术”。他认为：女性主义艺术的出现，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全新的、毋庸忽视的艺术现象和组成部分。廖雯在她的书中指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形成经历了一个嬗变演进的过程,其中包括女性自觉性、女性体验、女性意识以至女性文化和女性主义艺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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