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群在《觉醒的性别——当代女性艺术中的女性主义倾向》中也肯定了女性主义的存在，她认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中国催生了一批优秀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在这短短的十余年间，女性主义思潮迅速地波及中国当代女性创作当中，给年轻一代的女性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体系和新策略，促使她们作为一个觉醒的性别——而非第二性活跃在艺术创作领域，成为我国当代艺术中不可忽视的先锋力量”。 [36]
郝青松则认为，当下的中国女性艺术也是女性主义艺术，只是仍然处在“关注性别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差异”的第一阶段和“超越单纯的性别和审美范畴进入到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体制领域，力图揭示视觉表现所隐含的权力结构，突出强调艺术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前者的性别经验和女性审美的问题”的第二阶段并存的时期。他认为：“女性主义不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它更是一种角度，一种方法，一种立场。它拓展我们对艺术边界的思考，为新的艺术途径合法化提供途径，它开放了艺术家的精英性，它丰富了包括女性经验在内的艺术经验，进而把审美价值与政治活动重新联系起来，它创建了新的审美标准，给艺术以新的动力。”[37]
黄跃升在《中国的女性主义艺术》一文中认为：“中国自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开始，就出现了女性主义思潮，只不过这种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有本质区别。因为中西方的文化语境不同。…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38]
这些观点比较中肯和客观的反映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特点。
2.3 女性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意义
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当代美术中是否具有实践意义，这也是在当代批评界引起关注的问题。许多批评家认为：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不适合中国的文化环境，因而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没有实际意义。对于这种观点，女性主义批评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徐虹的《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一文中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身体的表达，二是艺术批评标准的改变。她指出：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身体表现“是根据‘父权制’社会理想中的男女关系而展开的，象征着‘父权制’社会特有的功能和目标，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男女性别的评价标准和等级制。……所以，当代女性艺术家以女性自己的视角，……就发现这种表达上呈现的和传统审美以及文化习惯不同的内容和审美特性。从而考虑到这可能就是被男性中心社会所屏蔽的女性的自我感觉，有必要从社会学意义和审美意义去肯定和评价。由于女性对自身的描述的角度和感情的不同，叙述的要求和欲望的不同，并相应地有不同的形式表现，可以认为她们为艺术的多角度多样态的表达作了贡献，在审美特性上体现了新的因素和有可能建立新的标准。如果进一步从反思人类两性关系、思考女性身体如何被男性欲望对象化的表达、以及由此涵盖和表现的人类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历史等内容，那末这种意义更为深远，它具有促进人类社会完善的积极意味”。[39]
同时，她认为，在艺术批评中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强调和凸现女性身份对已有评价标准的质疑，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起码，反思性的判断使人类的艺术有了新鲜的活力。既然任何体系和标准都可以受到质疑，而任何体系都要经历挑战和变异，那么，在当代文化语境里强调性别意识，就具有积极意义”。“‘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实践品格，和它产生的背景、原因紧密相关，那就是对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为改变这种现实而采取的行动。它的目的是要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实，所以，它的一系列的提问和回答都有鲜活的现实内容的回应，而不只是在书斋里‘冥思’。‘女性主义’理论是在现实的挑战和回应中产生和发展，因此它何以有如此丰富的包容性以及锋利的批判针对性就不难理解”。[40]
郝青松在《北京之外的艺术姿态：由女性主义艺术引发的联想》[41]一文中认为：“女性主义拓展我们对艺术边界的思考，为新的艺术途径合法化提供途径，它开放了艺术家的精英性，它丰富了包括女性经验在内的艺术经验，进而把审美价值与政治活动重新联系起来，它创建了新的审美标准，给艺术以新的动力”，他从而认可了针对女性主义艺术的批评的价值。
程美信在《女性艺术批评及其谬误》一文中指出：“从女权主义到当代广义上的女性主义，其语义的生效离不开男性夫权以及公共环境，它所要达到最终目的就是对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改造。‘女性艺术’如果只是反映和表现不确定的女性气质和情感体验，那必将丧失生效的最终目的。其次，生活中的女人的性别气质和情感体验也是孤立独在的，它很大成都上被社会夫权所格式化，这便是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艺术所孜孜不倦的‘主题’，她们之所以热衷于女性公共的立场，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心智、宗教等社会文化层面去解构男性和解放女性，并发挥她们所擅长的材料手段、语言符号，使女性艺术达到观念革命的最终目的”。[42]
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他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受西方影响过大，没有形成颠覆性与冲击力。作为一个“前现代”国家，中国“女性社会状况与其偏见观念和性别歧视则没有动摇过。这一切迫使中国女性艺术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有要确定自己的方向，其存在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观念的革新，改变女性社会的实际状况。关键是中国这个前现代社会，它缺乏女性自觉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反思，在没有进行女性权益意识启蒙的前提下，便将表象化的女性气质和情感体验充当女性固有性别模式”。同时，“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和女性艺术缺乏公共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也可能在整体文化氛围过于孤立，缺少必要的社会土壤。其实，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审美范式，它离不开主体和客体的呼应关系，正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追求理性智慧与人性光芒才确定新历史发展方向。对此，小野洋子不愧为60年代的过来人以及女权主义艺术的活跃者，她的艺术思想基本代表了“女性艺术”的主旨：‘艺术家的职责不是破坏，而是改变事物的价值观。创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和平的世界。’”所以，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出路在于：“激发女性意识的觉醒，对传统的和现有的社会文化状态进行必要的批评，包括对当前庸俗化的、商业化的、任性化的‘女性主义’艺术进行批判，构建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生态和女性世界。总之，女性艺术的目的在促进女性觉醒和观念革命。”[43]他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把女性主义艺术及其理论与对促进社会观念的革新联系起来，这无疑是女性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实践意义。
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对于中国当代女性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创作已经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意义。 2.4 身体问题及女性形象的表现问题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