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对转型期艺术若干问题的思考(2)

　　三、文化冲突与国际接轨
　　
　　文化冲突其实意味着集体意识接收与流传过程中受到的阻断性撞击，其结果便是心理落差的直接呈示。一种文化区别所带来的极端比照，如果说经济的落差注定了这种文化落差的程度，那么，之于艺术而言，它的接收基点却带有当然的主客体之区分。诚如文化沙文主义的形成，它本身便是以西方为主体对异己文化的殖民态度，如果这种主体一旦定位，那么，无论采取如何俯就的姿态，都无法从本质上清除那种“无法平等”的感觉。这正是文化冲突所显露出来的重要契点。
　　
　　我在六年前“扬州·全国美术理论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为《审美的动荡》，在文章中，曾对东西方美术的交融运用了一个鸡蛋模式来加以喻比，把两个打破的鸡蛋放在一个碗中，外壳为阻隔的破碎。蛋青为文化可融合的部分，橘黄的蛋黄依然独立，这便是精神自足存在状态。这个模式在今天看来已多少有些迂腐了，但从艺术与文化的可能进程中，我觉得至少是具有参照意义的，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所设立的接轨，既不同于殖民文化下的屈就亦有别于一厢情愿地弘扬所谓民族精神。国际化色彩是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艺术与文化的国际原则不是精神的一统，而是在语言媒体与本体自律上的同步，只有进入到一个共同操守的原则之中，才能谈得上评判的可能。
　　
　　无论如何，在今日资讯发达、新的信息蔓延全球的情况下，前卫艺术语言的国际化色彩亦日趋浓郁，这便成为一种无法阻止的潮向。越有民族性便越有世界性，从字面上来讲或许永远是不错的，但从心理结构上，却是对殖民文化的隐性服庸。我们永远不可忘记“世界性”这个判断主体并不掌握在“民族性”手中。诚如毕加索对黑非洲的艺术的推崇，莫奈对日本艺术的钟情，再如我们对民间、原始艺术的赞美一样，不过是面对“集体性”艺术样式而已，它永远无法从主客体角度真正对等协调。区域性艺术要与世界文化进程相一致，语言的国际化便成为一个先导的前兆。但这种协调却并不意味着精神感觉及材料物性上的完全统一，表达形式与表达目的毕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在此意义上，鸡蛋模式在今天或许还是有些意味可资体会的。
　　
　　四、大众文化与前卫艺术的媒体转换
　　
　　我对“媒介”一词曾有如此规定：
　　
　　“媒介是指两种事物之间产生联系的中介因素，它通常以符号和形式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媒介所起的作用，便是艺术家在表现主体理想与感觉时选择的物态中介。媒介从哲学层次上来看，便是艺术作为类种所体现的物态中介”（见《艺术概论·艺术作品》，石油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而媒体则是物态中介的固化形态，因而它标志着艺术观念、艺术思想、传达方式的更替。
　　
　　媒体之于艺术史而言，它更多地具有一种凸出形态，即对一种现成物去进行“情景规定”从而传达出相关的意志，这种做法最初的典型便是杜桑对艺术的揶揄，他的媒体置换具有革命性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小便器本身负载了人类特定的生活用具，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制品，即人类在使用这种卑俗（这同时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符号时，已经包含了特定凝结的意识指向了。
　　
　　大众性更多地具有流行化应用性特征的文化制品，而大众文化场景与现代艺术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亦有着极其相近的地方，或者说更多地是可资利用的符号性置换。如玛丽莲·梦露形象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符号指称，可口可乐瓶子超越了饮品文化而成为美国侵略性的文化标准。这一切实物转换为平面的媒体同样被后现代艺术家沃霍尔所利用，摈弃人为情绪的介入，运用版画复制的复数性来进行冷距离地纯化其视觉效应。
　　
　　后现代主义由对中心的消解而走向本文，削平深度则影响到文化传媒中的视觉梦幻的制造。对此，它同样可以提醒前卫艺术家对于媒体的利用需采取崭新的立场，从而占据有效的可能位置。同样，大众文化对于前卫艺术媒体转换亦有极为有效的激活，但是，削平并不意味着标准的沦丧，消解也并非无主体、无原则地屈从。解构是从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对艺术发展做出更有效的推进与矫正。于此，文化大众由于其广阔的覆盖性而具有效应的可能，但同时亦有遭受到庸俗与软化的厄运。
　　
　　意大利当代“超前卫”艺术家巴拉第诺的装置《朱利叶与马车》，便是利用真实的车轮用铁梁搭放在一起，上面规则地竖立着刻有各种图迹的铁板。由于金属处理的陈旧感，看起来显得那样的自然而平静。这种“距离性”的利用，应当说不失为一种超脱的立场。化嘈杂而成宁静的沉稳，这正是利用大众并将之间距化的一个随意撷取的范例。
　　
　　五、批评在今天的意义
　　
　　随着中国现代艺术的广泛展开，对于作品的阐释与批评被日益推到显著的日程之上。而批评的倾向对于作品的效应带来的影响亦是重要的，这种奇妙的关系同时也对批评家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转型期的美术朝向中，中国当代批评家在巨大的经济魔手的操作下亦晕头转向起来，面对自己捧红并暴发的艺术家，现出骚动不已的浮躁。这种心态自然地影响到批评权威的进一步建立。
　　
　　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中，看着自己菲薄的收入，中国艺术家批评家的理性意识开始模糊起来，一份由资深批评家签署的高稿酬声明，在崇高的权益维护中出笼。无数批评家如何申辩其中的严肃性，一俟直接换算成金钱的值数，则批评的距离感与超脱性便不复存在。它实际上已变形为一种经济雇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艺术界经过努力所赢得的、并不十分理想的批评氛围又被冲淡了。
　　
　　在当代中国的艺术发展中，批评家的素质有待于全面的提高，要想保持批评的独立与严肃，除了心态上的平静之外，敏锐的感受力亦成为批评家们最重要的品格。它意味着这将是进入作品深层机制的条件。同时，理性的判断与冷酷的审查亦是辅佐的力量，它将使批评家可否能够从作品中超脱，因此，批评其实便成为判断与定位，一种进入而超脱的立场来阐释与播发力量。
　　
　　批评在当今遭遇商业化的可能已不足为奇，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画廊、批评家、艺术家三者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对于一位真正的批评家来讲，这却决不是一个理想条件。大批评家绝非为生计而典当上自己学术品格。无论如何，在精神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调整并非学术问题，它关系到社会制度、经济条件诸客观因素。把批评的现代性理解成一手交钱、一手交稿，无疑是中国批评家的悲哀。因为他在从画家手中接受到高额报酬的同时，可能缓解了紧张的生活，但同时却紧张了原来脆弱的学术根基。
　　
　　真正的批评家应当是超脱的，他居高于众生之上，在圣洁的光环中，显示着权威的无穷力量，同时引导着艺术的潮向。一位画家无论如何自觉伟大，如果没有批评的话，那么，他仅仅是一位画家，批评——使他伟大起来。
　　
　　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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