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本质借助人的可创造的本质而衍生，哲学以其更直接的方法以及更无私的态度关照宗教时，发现在宗教那里人成了上帝的全部,“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宗教是人类童年时的本质”⑹，这致使宗教有这样的特点，宗教在于直接地，不自由地、无意识地将属于人的本质看作为另一个本质。宗教的一般性本质中存在的此类矛盾，必然让宗教创造更大的精神力量来统治人，“上帝是属于人的存在者，但却又应当是超乎人的一个另外的存在者”⑺，超乎人的另一个存在者，可以对人提出任何要求。
根据《圣经》的看法，人首先是接受制约的存在，是可以对其提出要求的存在，其理由是人本身是有罪的，整个生命过程是一个赎罪过程，救赎者是最高的精神存在体，人必须服从上帝的义旨，这就得强化人的宗教意识。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的本质是规定式的，因而宗教制定了一套严肃的教义来约束人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从人的本质具有可规约性来看，人的善恶二元性具有不平衡性，因此宗教才对人提出规约。就宗教外部形态而言，宗教十诫规定了人的主要精神方向。马太福音劝诫，“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玛门”⑻。十诫第一条说，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⑼。“我”是最高最完美最真理最力量的唯一存在，从十诫以及人崇拜异教就会有罪来看，十诫其实是针对人具有善恶二性、针对人的善恶两面而提出的要求，宗教承认人具有善与恶的本性，精神世界以外的外部世界（物质世界）总会诱发一些恶果，人持善不易，但衔恶却很简单，容易被邪恶诱导，因此其教义规定人要改造人本性，以此可以看出，人的本质基本上是恶，并具有可改造性，否则宗教的救世说以及关于人的赎罪说就失去了意义。 人的原罪并不完全来自他的祖先一时犯下的错误。罪虽然有其继承性，有其胎记和基因效应，但基本上产自人本身，十诫第十条就说，你不可贪恋他人财物。现在看来，被称之为教会四博士的圣安布洛斯、圣杰罗姆、圣奥古斯丁以及教皇大格雷高里关于教义以及教徒行为的争议，无碍于我们对宗教规约的人的本质的讨论，圣奥古斯丁均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自的侧重，在灵魂与神之间搭建了直接和谐的关系，教会这一灵魂与神的媒介，几乎成了教义的全部。被西方哲学史称之为宗教哲学家的奥古斯丁、阿奎那的宗教哲学，在完善教义过程中，对人提出了人必须满足那个最高最完美的精神存体的要求，但相对于最完美的精神体，人具有可能性。比如说，上帝的敌人并不是出于本质，而是出于其意志。邪恶的意志没有动力因，而只有缺陷，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缺陷。宗教哲学的这一类概述，显然没有像宗教教义那样透彻，显然寄希望于人的本质的可能性部分，对人的本质增加了一些期待和构想，但是，其实际目的是在创造关于人的“改造说”，在论证“改造说”的可能性：罪人都可以在赎罪过程中去掉缺陷而纯化成为义人，即使现世不可能，来世也有其可能性，中国佛教就持此说。
基督教教义认为，来世不是形而上学地区别于现世，而是在未来有所区别，善人将享受永恒的喜乐，而恶人将要遭受永劫的痛苦，因此，宗教指出“一个人只有通过精神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学着生活在唯一真实的永恒的世界”⑽。如此一来，古希腊哲学关于人的这一概念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平衡逐渐被打破，失衡状态在其精神被强化方面显示出来，发展到后来人就出现了绝对精神化的局面。不仅宗教社会如此，后来的一些革命化社会也是如此。
也有一些宗教哲学在不懈地挽救这一局面。阿奎那说，在宣扬宗教的真理时，我们必须要依据自然的理性，这显然依据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得的哲学，但是，自然的理性在上帝的事务中是缺乏的，它虽然能证实信仰中的某些部分，但却不能证实其余部分⑾。自然的理性当然是真理的全部，真理并不存在于被文字抽象的概念中，但是，这一点始终没有在宗教中体现出来，直到现在在宗教还不能证明其余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阿奎那在极力打消上帝的某些怪念头，后来的泛神论也没有将人对上帝的敬畏转移到对万物的敬意上来。宗教关于人的概念始终源于上帝，而不是源于人自身。
康德哲学对人的概定出于他对于世界的观念，与宗教关于人的概念相比，在于人的概念来自于整体世界，来自于不同于上帝的那个纯粹理念。康德反复强调世界是一个囊括“所有存在物”的完全整体。康德把这样一个“绝对整体”称为理念，因此世界的概念也是一个理念。如果我们将此理解为康德哲学的核心，理念的绝对性如何作用于人，经过重新深思熟虑才能裁决。
神、自由和永生被康德确认为是三个理性的理念，康德并行不悖地把哲学的概念定义为“关于所有认识与人类理性本质目的之关系的科学”。只要哲学能澄清什么是人类生活所指向的本质目的，就会发现人的本质。所谓的“人的整体使命”不仅与个体道德相关，而且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统一相关。在此，康德看到了哲学的“世界公民的含义”或者他所谓的哲学的“世界概念”，对此康德这样解释：人“通过他的理性决定在一个社会中和人们在一起，在社会中通过艺术和科学开掘自己、文明自己和道德化自己”。中国学者说这就是康德的“道德教化”。关于道德教化的标准和结果，罗素举例说，出于自私自利而诚实的生意人，或出于仁爱冲动而助人的人，都不算有德。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康德需要一种不夹杂半点神学、物理学或超物理学的完全孤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一切道德概念都完全先天地寓于理性，发源于理性。人出于一种义务感而行动，才存在道德价值，如果行动像义务本可能指定的那样，是不够的。因此，康德主张，我们应该这样行动，即把每一个人当作本身即目的来对待（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目的是先于存在的存在，那么，人，就是世界整体中的道德的人，道德的人可以消化非理性的干扰，保证其本质的绝对性。但是后来的哲学发现，要保持人的唯一、变的本质，如果没有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单以道德教化基本是从不可能的。这样的观点不言自明地强调理性道德也不是人的本质。反过来说，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那也不是人的本质，因为本质是自然属性，不会依照社会需要而存在，更不会依据外在工具的良化教育而存在，任何工具塑造的本质都不是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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