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平：对博尔赫斯的新解释

对博尔赫斯的新解释
——答：利奥塔

陈亚平

不管过去和现在，对博尔赫斯的“解读”，都需要通盘深入到最广的视野，这样做，博尔赫斯那个思想驾驭具象达到的神奇位置，才会得到相应切近的透视。

我要说，世上的所有显化，都是和显化者一起出现的，但显化本身从来就是用虚席的状态来付诸踪迹的。显化从不现身，只决定显化者不停的获得能看见和理解到的一种即席。有待显示出来的那个显化，恰恰就在显化者中变成了超越性本身。这个自行不显的无，就是用无来肯定它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此，无是有。但如果显化只和显化者相关，这就不免自有一个带超越性的问题：这二者，又被啥子东西可以那么绝对地来支配这二者的必然相关？这二者有没有包含进入一种超越自身必然相关的新的可能境地？它就好像从我们的文化世界中重新提出文学的探索问题那样，也要变成显化的显化者本来样子。之所以要这样扯在一起，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人否认，现在我们写和思的文学时代中，在自行探索的问题上是没啥可解性的。瞟一眼上个时代和当前很多人重提的文学观点，对探索的讨论还限制在成见中，变成了多余的。文学被关在心灵的语法室内，被匠艺般的切割，镶嵌成玫瑰花精确的外观，把那些从来就没有自己灵魂能独立做支柱的、不花力气的东抄西抄的外在探索，变成了对某个规则的嗜好。

大家要弄清楚，上个世纪和现在，多数人对文学探索不断用到的那些方法，都和博尔赫斯、德里达、雅各布森先行奠基的引导点有直接的关系。我从源头的状态上再提示大家：每一个源头同时都会变成别的领会方向。人们在当前讨论任何一个文学探索总体成形的问题格局，范围要限制在那些能够让创造变成源头的可能性本身。因为从人们上世纪和文学形式打交道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除了有语文学立足的那些外在形式的枢机外，一点没有原发的睿智反过来自主演绎的神居之思。到今天为止，相应的普通理智赖以引导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不断映射出自身不可专门思考的思-思缺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评价家弄不清楚：评价的尺度，不等于思想以思想自身为根据来创造悖反的尺度，更不等于本质预见的尺规。所以说，我们的时代文学，不能总是靠个人那种后起直观限定的尺规，来度量时代艺术那些思-言崁合的内在进步。举个例子，如果撇开有些小说家、评论家对博尔赫斯领会的眼界，我马上就会格外发现，博尔赫斯是一个神居拉美再把世界文化的心灵，从西半球为起点，穿透到南半球，限定在环东半球的思想天才。可惜这一点，在上世纪中国文学领域中被先天地或者人为地疏忽了。不用争的是，相比德里达、雅各布森起的作用，博尔赫斯当然就有了重新被明见领会一番的专门地位。

至于德里达，都晓得他为中国上世纪的文学观带来了很犀利的开启力，因为德里达着眼的是思想构成环节中产生的“延异”奥秘。这一点，他在《延异》中好过对文学本身的看法。但我把“延异”定义成：一种介于偶现、互相违悖变界的居间不定的过程展开。这就和博尔赫斯有关系了。利奥塔那种“不可精确性”的后现代主义提法，恰巧就是对博尔赫斯的“虚构”、德里达的“延异”主张，做了挨边的囊括。汉斯伯顿斯要把博尔赫斯归到后现代主义范围，是有疑问的。另外，雅各布森和德里达在中国起的作用差不多，雅各布森诗学后期很贴近胡塞尔现象学的“结构法则”，但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从根基上是附着在语言格式塔那个发挥点上的，他讨论的《语言普遍现象对语言学的启示》和“诗歌是一种旨在表达的话语”观点，只不过是让言与诗，有点形式本质的特殊地位罢了。不过，这个和博尔赫斯对语言手段不可想象的超人体验有关系。我凭直觉，博尔赫斯、德里达、雅各布森之间有一种互不透视和互不对等的奇怪的关联，他们之间既不互相明显的排斥，又不互相明显的容纳。但这个问题，上世纪和现在，有些人因为对博尔赫斯更习惯挑选现成语文藻饰思维的解释，所以常常要忽略这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关联。

这提醒我，博尔赫斯和德里达之间，有没有一个“测不准、不确定”——那种在此又超出在此的居中环节呢？这个内在的模棱两可，是不是最后也要把“测不准、不确定”自身凭附的向前“延异”的不可重复的否定性，一起连根拔掉？否定性本身自带的自反力和自无的自决性，最后要靠啥子维度，肯定地而不是否定地来实现这个可供无限自反下去的自决力呢？我敢说，（延异）否定性本身要自反的、不可重复的命根子，恰恰是靠不自反的边界来维系的，它恰恰用自绝的方式达到了自有的维度。

例如，撇开人们对南美文化原来依附的很多偏见，我从骨子里透出的感觉看，南美和东方一样，是切近神秘之为神异的唯一源泉。玛雅的书写文明和东方中国的书面文明的相近，都是在用字符方式的外在的东西来现身内在的思维方式。但我恰恰不会把玛雅字符的象形特征，联系主义般的看成是纯粹继承了中国汉语字形结构的“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我的论究有两方面：首先，象形字符的书写文明，唯一显示了实存的直觉方式和那些可能的内心对象之间，有没有显化的关系。为此，书写文明和直觉思维方式总处在一种自生内源的关联中，因为这种关联较之于语音文明，是相区分的。人类基本相同的纯表象知觉思维结构，都有一种先天图式本能变成的原始基础，它必然是思维变易和发展的唯一动因之一。只有直觉发生的时候，无，才能够发生出来。从中国古汉字、古埃及字、古苏美尔字、古玛雅字形的象形显化者看，可以发现东亚、西亚、北非、北美字面思维的显化方式中，在对应渊源上既成的关联之源。其次呢，语言外观书写的字形和外感口说词的音节，都要受到心灵对这二者先决的内在的源泉式引导。这样的话，任何文字外观的同源性表达方式，都必然要包含某一部分异源性变化的方式。所以说，语言的本质不管在表象上还是在表达的方式上，既可以变成这样，同时也可以变成那样。语言就像灵魂的肉身，它们有先天的无限自反下去的演绎的自决力。从当代拉美宇宙感觉小说、土著本源小说、地域写实小说、印第安原生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结构现实主义小说，到博尔赫斯的空幻美学小说、意识极点小说，哪一个语言表达方式之间，少了互相之间都有的间接地缘意义上的亲缘互相织缀之线呢？

我直觉到：世界文化推动的多样化方式，相应地是在宇宙的幅员上环饶了一个圆圈的方式，它很可能是相应于，宇宙自在创造感应的环行律动。

博尔赫斯

看一下博尔赫斯、帕斯、聂鲁达的书写史，不知道南美母语文学中的欧洲渊源，究竟和印第安源语脉系之间，发生了怎样神秘的地缘主流母语和跨地缘母语的动态交融？我是指，不知道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纳瓦特语、玛雅语、克丘亚语、瓜拉尼语、艾马拉语、马普切语之间相互结合在一起后，那些语言血液里衍生出的从远到近的亲缘境地和语言流变引起的优越性，是不是更接近一种普世性质的语言中的语者？结合博尔赫斯《虚构集》、《阿莱夫》、《莎士比亚的记忆》、《我希望的尺度》、《讨论集》、《梦之书》，帕斯的《在你清晰的影子下》、《间隔》、《语言下的自由》、《诗与世纪末》、《孤独的迷宫》、《另一种声音》、《去留之间》、《黎明》、《独白》，聂鲁达的《黄昏》、《元素的颂歌》、《颂歌的第三集》可以感到，南美地缘模式的非本土西班牙语在20世纪初，从来不同于19世纪历史时代和当地原语言发生原融合的变化方式。理由是，西班牙语“在宇宙中存在智慧生命的最清楚证据就是没人试图与我们联系”中的景况补语，在玛雅语族那种用一种方向性后置词、名词、副词、动词表达空间区分的语法结构中，必然要产生补语分类的微小变化。不过，我要说：语言再无限流变 ，也只是被人这个有限的显化者，决定了它对人的不可预知之思做出的显化，仅仅是达到四维。

我从本质维度上琢磨，可以预言：人类的语言之所以能随其他不同语言环境动态的变化取向而人为随机变化，而且演化出一种天生自主带有趋同亲缘性……向别的语言做出转换的方式，然后产生多端环绕相连的语言圈域的整体模块，首先是因为，人类的表思之言，在同一个渊源的四维上，传下来的起始点，是先行等同的，而且还是动态的。我说过，异域同构、异质同构、异时同构是世界文化总体空间的本质状态，也当然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语言可能和思维进化的显化一样，是一个独立的能够自生目的的、处于变式空间中的、有天然生命性的声音肉身。不过呢，不出声的语言和出声的语言之间，还是心灵先天地在引导它们。这个恐怕没有什么限定的。这可能才是人类语言同源构造的始祖起因。我要说，主体是一个生产性的多元空间状态，主体自身就是一种居间的两可的空间开启点。正是这样的两可的居间余地，才让世界性的主体群落实体一旦有机会交往，就必然会形成价值取向的交互。这暗合了主体以一种宇宙发展的直观流程在完成自身的宿程。

比如，博尔赫斯《玫瑰色街角的人》、《两个人做梦的故事》、《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圆形废墟》、《交叉小径的花园》、《刀疤》、《死亡和罗盘》、《秘密的奇迹》、《不死的人》、《死人》、《另一个我》、《南方》、《神写下的文字》、《阿凡罗斯的探求》、《死在迷宫里的阿本哈根艾尔包哈里》、《皇宫的寓言》、《马可福音》、《天赋之夜》、《沙之书》、《镜子与面具》、《巴别图书馆》、《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帕拉塞尔苏斯的玫瑰》、《结局》、《埃玛•宗兹》、《德意志安魂曲》、《阿莱夫》、《胡安•穆拉尼亚》、《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莎士比亚的记忆》、《乌尔里卡》、《永生》……这些读起来有预设主义的心的句法特征的小说中，就能看出他个人擅长的形容词不确定和副词专门挑选“相互”、“预先”、“交互”、“不断”、“大约”、“不止”范围 ……的特点,同语系之间那种语义表征很跳跃的亲缘联系，也就是，南美式西班牙语可以随意改变词的时态变化和诗化的句感。我因此要说，语言的迁徙就是语言的祖源相接。博尔赫斯的句法和词法让我不得不臆测，人类的语系或者某个语支，必然存在一种时间差异意义上的始祖源联的阶段性。读博尔赫斯诗歌的词法和句法，多少有点感觉是，句子框架连接了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在某个语支上词源的因果敏感点，句子读起来也有东方词力“道可道”那种视觉语义弥散和错落感。例如，《愧对一切死亡》、《一切墓碑上的铭文》、《余晖》、《面前的月亮》、《深沉的玫瑰》、《黑夜的故事》、《铁币》、《另一个，同一个》、《天数》、《圣马丁札记》、《诗艺》……这些标尺性的诗集中，我能觉得这些外表化语言变体的背后，隐藏了人类言之为词的同源的起始点，那就是：映射了思维向某个内在运动开启出来的偶变。它总能够让人感到，语言的自我源泉和内在的思的开启之间，是处在活的神秘的互为引发的链中；让句型结构和语义的加载对应于诗化的言和思，共生于自己开端的帮助中。博尔赫斯的南美书面艺术之所以能够沟通全世界读者，关键在于有人类语言同源构造起因的先天一致性。

我觉得：城市中的矮小树木移栽到远郊，马上就变得有灵光。一种文化方式和另一种文化方式二者之间，有一种互相可转渡的随机调节能力，二者中的任何一方，一旦移植到对方境域，就会主动解构自身一些个别性的功能，融入到对方境域的某些可展开的内核中，然后再焕然产生出适应一种普遍性特征的变式。但关键是，必然有一种可决断二者做到互相之间转换的前规定，在先行引导这个规定的天律。譬如，南美的书面艺术中，都能直观感知一种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融合多个印欧语支那同源的多音吟唱性，语言感觉中总会带有一种多面化的生产性，更看重感觉里面那种直觉的预先情景，好像感觉中从来就藏着一种先天感性的原始踪迹在巡回一样。不过，这种随表意而变化的音节变换和汉藏语系词的固定声调不同，由此可以区分出思维特征上的同源异流境地。但让我很敏感的是，南美的语言感觉在决定某个句法成形为意识体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超过了这个感觉表象中的全部限制？所以我主张，感觉本身也有先天性的双重结构被神秘自启而设定在先。当然，我的这个立场框架，首先是来自我对感性机能的强力敏觉。

我断定，所有的书面艺术都由其他艺术种类的投影先行地化身。人类学所谓的文化多样性，我预言，人类所有的河域文化，之所以有很复杂的多样性，原因是，有始祖思维同源构造上的同一始点，在显现分隔、间断、过渡和更替的随机性。它的最终本质是，思维本性的多样性和同基性之间出现的差异物。如果没有思维中人性的共同成因，单靠思维迁徙中的纯交流和纯融合，不可能带来文化同质的多样性。我们直观一种书面艺术本身，就等于在某个面上同时在直观所有视知觉艺术的统体。我这个说法的根据是，绘画、雕塑那种感形艺术的血源，总在文字这种感思艺术的身体中引申地延流，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互相通往的。例如，玛雅、印加、阿兹特克的字面艺术和东方的字面艺术。南美的书面艺术种类，有很明显的用不太过分的形而上学，混合了音乐吟唱性开拓出来的一种不容易察觉的减缩的语言变体，特征是，它每一句话都像是从高处自动地流泻出来的，可以到达很远的变形了的现实天际线。这种不求逼真只求悬虚的美妙，和希腊想象力半径的书面艺术不一样。很奇怪的是，遥远东方的书面艺术和僻远南美的书面艺术，两者在猜想、思辨、似是而非的超想象、特弄玄虚方面，有惊人的相像，只不过南美书面艺术在幻想色彩的幻感现实方面，要过火一些。

我敢说，梦境的真实，总是在我们意识侧维中再现出来的一个实体，它不停地过渡着超自然的涉及感，也因为它的无限，不会有纪实性，就像梦中的逻辑对应了幻觉的敏锐和预知，反而牵连着现实的悬缺。例如《特隆，乌克巴尔，奥尔彼斯.忒蒂乌斯》、《圆形废墟》、《交叉小径的花园》、《皇宫的寓言》、《南方》、《天赋之夜》、《沙之书》、《镜子与面具》、《危地马拉传说》、《玉米人》、《幽灵之家》、《百年孤独》、《英雄事业的赞歌》、《孤独》、《海洋》、《这就是我的生活》……这些根据一种反常的不定式的猜想，来琢磨另一种神异的悬虚的想象力，已经就处在想象自己开启出来的新的边界中，开始改造性地前进。例如聂鲁达诗作《英雄事业的赞歌》：

除了时间的庞大的悲哀
和它的伙伴，那带着
耕种白骨的犁头的死亡。
我选择了这个热烈的主题，
有鲜血、有棕榈、有沉默，

诗中的想象是连环的，让我们看到心灵中那些不断自在开放出的偶现的意识运动，无形预设出的一个个对象。这种按照心灵内部标尺改造出来唯幻化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对意识虚无边界做出的实在化的展开，成为心灵之所以能高于任何现实化的形而空现实。南美书面艺术的基本观照方向是：时间，死亡，梦幻，语言……这类永恒的神秘的对象。例如读帕斯的《间隔 》：

从未触摸，闭眼
可看见其净度：
透明的诞生
结晶落降
在这个瞬间的瞬间
永远依然在此。

诗句按南美特性的的语法行为在它的意识野性中活着，而且比语法动态有可能更放任的活着。但看得出来，诗句的表达特性，因思辨的复杂压力，有明显的不得不移转到内心体验去发展奇异思想的迹象。好比是，它带着一个自然语言的本质，进入到了他不滑润的思辨态势之中。因为我一眼能很直觉地到并追溯到它的根源，不是博尔赫斯那边的。他灵魂里的说话声，有明显无意识的怆凉意味，至少不符合东方思维可以反复询问而逐步深邃的那些特点。

但比起帕斯和聂鲁达来，博尔赫斯《诗艺》、《拂晓》、《愧对一切死亡》、《余晖》、《面前的月亮》那种神秘句法方式观照的曲折的东方人喜欢的玄思，达到了意识对意识自己的亲观，就像要渗透到意识的意志中去，一下变得十分敏感，刺激了意识内心那些慢慢协调起来的情态。

它也像河水一样长流不息
逝去而又留存，是同一位反复无常的
赫拉克利特的镜子，它是自己
又是别的，像河水一样长流不息。

更惊讶的是，它完全超出了逻辑学意想的固定结果，迫使读者不得不对它词法的自变行为，作出几何为之迷乱的超验估量。或者是，感到意识内心素有的某种运动一阵发作，让语言自然心灵的肉身，为超自然灵魂的渴望而生长出来。仿佛在沉思的时候，趁机抓住了它的未来，摆脱不开它越来越巨大的力量。有时，它连续向着一个毫不明确的中心不断接近，又不断远离。一只语言之鸟夹在意识天空的缝隙中，只有天空变动，鸟才随之飞翔；意识的天空有限，语言之鸟的飞翔就有限。但意识的心语，也可任意地造化出自己的天空。心语转换成意识必须敬仰的某种很崇高的神思，需不需要通过语言的物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