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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彭一田 | 诗意在万物中的位置(2)

2021-12-16 15:28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彭一田 阅读

地 域

社团是大地上的事情,和具体地域发生联系似乎是自然的事情。地域好像是社团的姊妹,地域性写作便或然性地成为民间社团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但地域真的是社团的要素吗?

中国的山脉和河流大多是西东走向,但西南地区的山脉与河流却是由西向南延伸的,山脉大都以“人”字形为特征。横断山脉就处于一“撇”的走向中,由北向南逶迤而行。大凉山是横断山的组成部分,普格县城座落在一个由东向西的狭长小甸子上,西面就是螺髻山,螺髻山后那头是西昌。发星家在乌科梁子的山坡下,家院座南朝北,与对面高耸的螺髻山遥相对望。一条县际公路由普格草甸子西头转弯下山岭,边上就是由北而来的黑水河。那年我在普格县城坐上大巴,沿黑水河畔的傍山公路逶迤而下,在宁南县葫芦口,过金沙江大桥扺达云南巧家地界。由北向南的黑水河流在葫芦口汇入由西而来、向东奔涌的金沙江浊浪。

以“地域性写作”观点初始创建者发星的诗作论,如何感受、并进而切入发星诗歌的地域气场,这是一个似乎先天带有“地域性”的问题。发星诗作的抒情特质如同螺髻山的气势,其气质不能说突兀,不少时候确显陡峭与嶙峋,好似飞溅的水瀑。这使得我想起发星家屋后的陡峭山坡。那几日,每天晚饭后,发星便领我爬山,用他的话说是散步。山下的坝子是普格县城,山的西边是黑水河上游,似从对面的螺髻山发源。有一天傍晚,发星领我爬过乌科梁子山顶,站到能俯瞰黑水河的陡坡上。人们说黑水河是一条黑龙,雨季一来就咆哮而下,直到宁南县的葫芦口,黑白分明地汇入金沙江。我去普格的时间是在5月上旬,雨季尚未到来,在那个金色黄昏,我所见到的黑水河滩静卧在大山的峡谷之间。由于亲身感受到一个具体的地域气场,我能在发星身上更加直观地看到一条黑得发亮的河流,昼夜在大凉山奔腾不息。发星指给我看,如今的乌科梁子在很多年前属于大海。在晚霞弥漫的傍晚,我们攀登在大海遗址上,在那一带陆续发现多处海游生物的遗迹。

发星的生活方式在当代诗写者中是少见的,这位美髯男子白天去企业上班,做财会工作,下班后与休息天就在家院后面的山上砍柴和种地。发星家的农地在屋后乱石丛生的乌科梁子上,在那些石丛与树丛之间,他见缝插针种上土豆、苞谷,和青菜。发星家做饭长年烧的是柴火,那全是发星从山上捡回来的。很多时候,发星上山并不带砍刀,只用背篓和筢子,在乌科梁子茂密的松树林里,用不了多长时间,发星就能筢上一大背篓金色的松针。入夜,这个生存与神思大都在山水之间的男子则认真读书,用心写作,星星就停泊在他家屋顶的树梢上。发星的书房堆满了书籍,使得一个人进屋都不容易转身。

但地域可以决定人文吗?地域性是诗歌的必备要素吗?

我相信,地域首先是社团生成与存在的有力依据,“地域性”并不是空泛的诗歌观点。生存于某个地域的具体诗写者,以富于“地域”气质的诗歌方式亲近大自然,在疏离体制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同时,以诗的侠义精神薪火相传,重建文化肌理。还是以发星为例:发星至今保持着农人劳作和生活的特点,白天上班,夜晚挑灯读书写作。可以说发星的诗歌秉赋和他所生存的自然地域气质有密切的关系,发星的生活态度与诗写方式,必然关系到他自己的诗学品格,而真正的民间立场就是一个诗写者独立的核心要素所在。

但是,民间社团有它自己的独立和存在价值,不应该是通向官方的驿站,或桥头堡,亦不应该是第二官方。地域性是社团的一种特性,但不是社团形成的必然,社团不能囿于地域。诗写在秉承地域气质的同时,又要超越地域的囿限。举例说,“地域”诗写者对抒情方式的偏爱与滥觞,除了和诗写者的气质有关,可能也是地域性写作所倡导的要素之一。溯源而论,抒情是汉语传统的一种基质,问题在于现代以来的汉语诗歌,已将抒情大面积地沦落为政治修辞的帮凶。抒情已将诗的灵与智双重沦丧掉,单向度抒情不仅是汉语诗歌的致命软肋,还可能是作为象形文字的汉语本身的一种局限。敛情是现代诗的要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性写作不应该是社团意义上地域划分。诗歌是普泛人性的同义词,强调地域和所谓的地域性,有可能是对诗歌精神的一种降格表达。除了地域、社团之类的团建观点,诗写者的代际也被作为一种类地域的团建分界。本质而言,岀身于手抄本时期的诗写者,和出身于网络时期的诗写者都处于同一个时代之中。若非要说有区别,只是出身于不同的时期而已。而从“写作是自证清白”的立场上看,60后、70后、80和90后,乃至00后的诗歌在作为社会历史的“污点证人”方面,并不逊色于50后的诗歌。

代际和社团一道作为一种类地域的划分,形成了70后的众志成城,60后的抱团取暖,50后的独自闪耀。这些需要打上引号的特质构成当代诗歌现象的三大特质,实际上群体狂欢中的诗写者们,有很多忘了诗歌是件个体的事。诗歌形式因社团关系的负面影响,又一次被外化为社会格斗的武器,或者是武器的格斗。立足于体制的一些写诗者甚至据此放言:写诗就是为了战胜他人。显然,独立诗歌不应该假手于团伙弱肉强食,以社会性团伙的火热掩饰诗学思想的苍白与空心化。

和社团一样,地域对于诗写者而言,也是一种介质。如果一定要从地域的维度梳理具诗写的方式、内容、气质、策略,以及价值观等等,那么似乎可以说任何一个诗写者都离不开地域性的影响。因为具体的地域不但影响到诗写者的气质秉赋,更严重的是存续了他生命本身。所以,对“地域性写作”的观点,在资料梳理的基础上,更需要做体系化的理论创建。出于对诗写薪火的关爱,我之前有专门谈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言。

社 团

民间是汉语的天道和因果法则,民间生态是汉语诗歌的惟一母体和纯正血统。民间作为既自足又开放的诗歌生态体系,自然包括了体制文化的一部分,从性质上说,官方形态也是民间派生的。民间和官方并不是对抗式的同构关系,而是民间生态在包容和衍生包括体制性质在内的若干子内容。

一般而言,民间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语言生态,这是诗歌得以产生与存在的根本。另一个是社团,它是诗歌形态建设的一种介质,属于文化形态的范畴。但实际上,“民间”往往是被作为“官方”或者“体制”的对应物呈现的,因此,人们所认知的“民间”大都并不是真正的民间。我倒是觉得涉及对诗歌社会学的讨论时,恐怕要同时用上以下几个概念才能梳理清楚诗歌的社团构成,和社会背景的特性。这些概念包括:体制、体制外、民间、民间社团、地下,它们都是诗歌发生与传播、接收与互动(包括回馈和评介)的关联。

诗歌的发生与存在都是多维的。诗歌的一个重大特征是以观察者的立场,表达以和谐方式不合作的可能。语言生态上的民间是诗写者守护的故乡,是诗歌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所以根本意义上的民间并不是哪一个诗歌的派系,或者诗歌集团,也不是诗写者的策略性方法,而是诗歌发生的根本所在。

建立社团为了实现独立,但独立是相对什么而言的?这是一个关乎诗写源头的问题。对于修为者来说,源头是来处,也是归处。社团意义上所含的民间性并不等于诗写品质的独立。独立是贴近大地的草木,自然的呼吸,聆听生命的呐喊,听从神灵的召唤。独立因贴近生命而洞见到自由。独立是自由的前提。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社团(尤其是官方社团)的缺点是容易将习诗者变成人身依附,之后还可能发展为人格依附。

民间诗写者的肉身和灵魂经历着血与火的历练,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都是诗歌的。他们不仅是幸存者,更是创造者,他们代表着汉语的良知,保存着汉语诗歌的血骨。他们的诗歌,对于那些两头下注的、以文为诗的人的作品来说,无论是姿势样式,还是风骨都是截然不同的。依我看,对诗歌品相的认识,要结合诗写者的具体生存状态,诗与人不能分开。就诗而言,美先于伦理,但就伦理而言,基于现实生存。在我看来,生存伦理才是诗歌之美的祖母。

社团是介质,在许多情形里,介质是一种运营策略。介质是双面刃,期待抱团取暖的同时,会有损伤个体原创品质的可能。民间社团的基本品质应当是活得干净。长期以来,陆续有些具备诗写潜力的人,因不能忍受环境,来搭建寺庙供养自己。但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将肉身献给了寺庙建设,而作为诗写者的些许灵性却在搭庙的过程中消失殆尽了。须知,当一名发生学意义上的诗写者被主流文化形态所定义,就意味着异化的可能已经岀现。

诗写者参与到某个介质形态中,包括官方团伙,都不过是他们各自融入自己所想象的某种形态文化的策略而已。但即便栖身其中,诗写者内心的原创品质也会不停地要求自己不被介质化,和去介质化。那些民间抱薪者的资历是实实在在的,他们集亲历者、见证者、创造者于一体,大都集半生、乃至一生的热忱与坚贞,在创造与传递汉语诗歌的薪火,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在拓展诗歌疆界的同时,重新定义当代汉语诗歌的内涵。

不能正确认识民间,非但无力量写出真正的诗歌,亦无从谈论汉语诗歌的脉络,和律动的真正原因所在。真正的民间诗写者不但历来没有任何来自体制内的物资可以凭籍,也缺乏现当代文化形态精神资源领域里的注目和注目礼,夕学和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奢求。这大抵是人们之所以纷纷创建各种社团的背景原因。而现在,值得人们警惕的是,有些区域已失去真正的民间存在,但虚假的民间社团却混淆视听,呈现甚嚣尘上的机会主义态势。

对于文化属性和诗写命运的因果关系,每名要求完整的诗写者都会作出自己的认识与把握。完整的平台形态应当包括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歌理论、诗歌岀版发行等方面的内容。团建者的目标应该是做超越门户之见的编辑家、批评家,和史论家,而不是满足于对团伙诗歌资料收集与保管的水准。对平台形态的取舍选择,是衡量一名诗写者是否达到完整的一个重大标准。

日常中的诗写者,在各个微信群的活动,与其说探讨诗歌,不如说是在密切关注文化时尚。对于洪荒年代的诗写来说,作品的诗写维度、意象选择、气韵生成,以及作品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都是需要诗写者反复构思和仔细推敲的。民间社团的产生与存在,首先基于思想,团建是从外部对诗歌的建构,属于诗歌社会学或者诗歌文化学的范畴。我赞同杜甫“诗是吾家事”的立场与观点。

近年来,中外一些文化学者对于民间诗歌文化样式的生成与存续,作了若干社会文化学梳理;至于作为文体形式的诗歌样式,即文本独立性,尚期待人们进一步考察,一一这本身就是民间诗歌本身有待显明、乃至茂盛的一环。事实上,团建并不是诗歌发生学意义上的要素,民间社团领袖根本不能以汉语诗歌惟一的代言人自居。

从泛哲学和社会学走向对诗学本体的研究,从地域和社团走向个体诗学谱系与当代诗歌史的梳理,与建设,是我对民间诗歌平台的期望。我认为民间社团的作用要涵盖以下三个层面的意蕴:精神独立、文本独立,和平台独立。

2020.8月,于岭南

附 录

诗写者的位置

关于诗歌,以观念来划分样式,有修为的,见证的,抗争的,谄媚的,对于前者而言,诗写者对于时代的态度大抵是“背转身”。修为是个体意义上的,与汉语诗歌传统的东方美学气质相吻合;后三者则是着眼于时代的态度、立场,和方式。

对于一名具有自我期许值的诗人来说,诗歌写作不是取悦时代,而是着眼于未来;诗歌是与遗忘作斗争的方式,在记忆里所包含的想象,是对生命和万物悲悯的转化方式与过程。必须看到,诗歌观念从来不是写作策略,而是诗写者的根本立场。

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歌写作“使他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为一个个体”,诗歌是使人获得个体独立与独特性的最大可能。我几十年持续不变地写作诗歌,是将诗歌作为自己实现个体救赎的生活立场与空间路径。

2019.9.28

“诗人”系来自外部的指认

诗歌从来是小众的,虽然系多维发生:一方面内心即佛,另一方面是没有众生就没有佛,这里的众生只能是小众;而对于修为者说,诗歌是属于无关胜败的文体。

在我这里,通常不会有“诗人”这一关乎职业与文化指陈的说法,我认为只有诗写者存在,而每位诗写者都出自他本人的生命态度,每一位诗写者均属于民间,民间是天道的内涵所在,与万物并行。

个体立场上的诗歌,其收藏的部分是私密进行的,一边在等待转世者的到来,其传布的部分在公共层面发生,作者在收获“著名”的同时,不排除其作品与有效读者相遇的可能。

通常情况下,我非但不以诗人自居,而且不承认来自外部的对我“诗人”身份的指认。正如我也过性生活,但我不愿被人们指认为性工作者。换言之,我认为人人都可以、也应该是一名诗写者。

2019.9.28

认识诗歌的若干维度

散文终止之处,才是诗歌开始的地方。但这个情感和思想双重贫乏的时代,不少失去想象力的人们以小说和散文的情节叙写分行,充当诗歌。在那些分行文字里,诗歌所必需的意象、意境,和气韵元素均不可见,诗意早已荡然无存。意象是汉语诗歌的核心要件,诗写者如果不去探讨意象建构,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不是外行,就是耍流氓。

诗歌远不是“内容提供”,或者说,诗歌至少不以“内容提供”为前置条件。诗歌基本上是以“形式即内容”的方式来展示其样式的独特魅力的,这是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最大特点,事实上,诗歌并不完全属于文学范畴。诗歌是人类与世界万物联系的独特媒介和隐密路径,其中的通灵部分能够跨越时间关系,召唤转世灵童。

审美在今天意味着更是一种“倒逼”机制,它促使人们回到对诗歌观念的自我阐释场景上来。举例说,希特勒也有他们的美学体系,那种宏大的、整齐划一的、机械式的美学画面是怎样消除了个体与自我的?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审美背后的问题:诗歌观念。生活在当今世界,我们无法不将原有的审美立场重新审视,并且上溯到对诗歌观念的反思,那是艺术形式的出发点。在诗写者那里,诗歌观念与社会问题的关联许多时候要大一些,而审美更多的是属于个体意识。进一步说,一个人作为“诗人”的身份,只有在审美的维度上才能真正得到确认。

诗歌与人生不应当是一个实际的利益关系,而是通过诗意来挖掘和拓展人生的丰富性,具体而言,表现在对存在维度的认识、和生命空间的建构上。可以说,那些富含“私语”内涵的诗歌作品,本身就蕴含着对极权文化和专制形态的不合作。事实上,“不合作”是现实诗歌的广泛存在,如果要加上一句追问的话,就是诗写者们的生活资料与生存道德之凭籍所何?!

值得警惕的是,历史上许多以“反抗”为内涵的作品与极权和专制在客观上业已达成某种“合作”方式与“同构”路径,这种悖谬现象值得每位诗写者深刻反思。

2019.10

诗歌是修为的产物

对于一名持续多年的诗写者而言,其诗歌样式不大可能是单维度的:修为的有见证的身影,抗争的必然有其谄媚的部分。但是,见证的并不必然回归到修为,而谄媚的也有可能转向修为,而不一定非得是抗争;现实中有的人会以抗争之姿行谄媚之实,以求“两头通吃”。艺术修为是确立人的个性的最佳方式,作为独立的维度,它与谄媚或抗争均不构成互动关系。我认为在诗歌写作上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可言,而谱系意义上的传承与突破属于“自己”的范畴之内。

诗歌是对世界的体悟,也是人类与万物和谐相融的时空维度,并且怀有以此来修复人与世界关系的悲悯之心。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道法自然是最好的,记忆断层里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中心”与“边缘”的说法,只不过是权力地理学的产物。

也可以说,无论秉承何种诗歌观念的诗写者都是时代的“污点证人”,但我想自己还应该是人类和世界的友人一一如果他们能善待万物和自己的话。假如可能,我不以自己为岁月的负荷者,而是以历史的观察者身份来写作。

人性并无好坏之分,因而不要对人性恶的一面怀有怨恨。试想一下,当你在自诩为好人的时候,就已经播下了一颗“恶”的种子,让对立面的那个人无形中成为了“坏人”。敬畏、慈悲、感恩、宽恕乃人心之四维,对别人的诋毁不愤恨,也是自我修为的基础部分,以旁观心态对待他人的看法,并且为得瑟哥让路,是我的习惯作法。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写作是在完善自己的同时,也成全他人。

结识诗歌需要天分。

2019.9.30

个体的,才是诗歌的

诗写者是半个出家人,其作品是个体世界的内在拓展形式,既具有自洽性,又具有高度的自足性。从观念上说,作品形式不仅包含自省、领悟、悲悯几方面的内涵,而且是以“形式为内容”,以“意味”而不是以“意义”呈现的。

万物平等,诗写者是万物之一,虽然因呈现自己而拓展了生命的空间,但并不因此而成为万物的代言者。诗写者居于万物之间,而不是凌驾其上,他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是万物间的关系之一种。对于修为者来说,独立不但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精神,团伙则因存在架空“个体”的可能,而失去诗的意味。

所以,“诗人”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道的一种显现方式,“诗人”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借用佛家之言,具体的诗写者只是他的色身。“诗人”是“道”,色身是“器”,“道”借“器”呈现于世,有如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银色是太阳的反光。“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修为的诗写者有与自然界连接的向往,与能力。在他们看来,“著名”含有无耻的成分在内。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品流传与存世的可能,诗人所背的因果比一般众生要重。因为时间是良知的法官,它会自动追究你的作品与人格,包括你的生存方式,这是你躲不起也逃不掉的。诗歌是遗书,更是自供状。

2019.9.30

关于诗歌的12个词条

诗事:诗歌作为认识自我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是一件无休止耗用诗人岁月的事情,表现为意义、意味,或意趣,乃至无意义、无情趣。诗人要有他自己的诗、论、传,以文本创新为核心,经由另两者互联和互证才能使自己成为完整的诗人。发自精神性质的写作和职业化的工作行为,是狗头金和镀铬器皿、个体手工和流水线操作之分,尽管前者并非就一定是完美的。如果写诗是一份公职,那么读者对一个为生存、和旨在改变其自身生存状态而执着于写作的诗人和他的作品的信任度是非常有限的。诗人期待优秀读者,但作者和读者是复杂的多边关系。诗虽是吾家事,每个真正的诗人要敢于和能够书写一个人的诗歌史。

维度:写作维度从属于作者的诗歌谱系和诗学纲领,而评介维度则从属于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出于维度不同,他人评介一件作品的动机往往要比诗人本人的写作初衷来得复杂。 诗歌本质上是个体的,写作维度不同,使文本的气韵、境界均不相同,从词语层面开始的喻指向度就已经不同了,举例说,陶渊明是倾心于私人意义上的“个体”的,而谢灵运则是热衷于文化形态意义上的“集体”的。写诗在我,开始是作为一种疗法,企图缓解自己打童年时代以来就有的恐惧和焦虑感一一以文本的意象转嫁来实现内心释放。

知识:在诗歌中含有主体人格、精神,和客体知识属性等内涵,人格和精神是作者的主体呈现,对知识的理解则分属于作者和读者。大多数读者是从外部来品评菜肴的,诗人和读者的关系是厨师和食客的关系。读者只能谈他自身所体悟和认识到的诗歌,但诗歌的知识学维度让不少外行人竟敢以上帝身份对诗歌指手划脚。诗歌的知识属性也是诗人所给出的,作品启迪和哺育了读者,读者反过来一再对作品和诗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以精神为向度的诗人去和凭籍知识生存的文学教授谈诗歌,如同与寺庙里的住持谈佛法一样,你得先把自己饿死才行。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穷尽诗歌,既便是上帝也不能,上帝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想像出来的。

修为:诗歌高于文学的一面,所依据的是内心写作法度超越外在形态的要求。在秉承个体写作立场的人那儿,诗歌是一种自我修为的方式,在另外一些人那儿写诗成了战胜别人的一种手段。自我修为和打败别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诗歌,前者是体悟世界的悲悯心得,后者是战胜别人的武器。有公职诗人放言“写诗就是为了战胜别人”,并据此扩大成一套理论。在以诗歌修为的人眼里,只有以成就他人的方式来完善自己,才是诗人的不二法门。写诗是出于悲悯世界,还是为了战胜别人,是辩别真伪诗人的试金石。

忏悔:出于生存需要,策略性地两头下注是历史上一些诗人的运作方式,因而道德先于美的文学讨论在他们那儿每每成为禁区。有人说诗人本身在生活中也多是弱者,因此他们才要追求另一种表达,这就有了创作。但诗歌中的忏悔传统,使得诗歌超越了单纯反映现实的维度,当一个人开始反思自己时,他就会生出忏悔之心,忏悔与悲悯的关联是诗人精神气质的重点所在,是诗歌写作的一个前置性要素。而且当一个人仅仅反思和指责别人时,他会专注于控诉,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也构成黑暗的一部分。控诉是戾气的重要源头,与虚妄有关。

叙述: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在于其对生活和世界的骄傲与挚爱:只用片言只语来表达最具含金量的隐喻,而不屑于写下众多闲言碎语解说世态的外在现象;叙述在汉语环境里具有一种试图与人群社会媾和的非诗倾向。正是不愿过多叙述(交待),才有了诗歌这种具有神性特征的文体(也可能“叙述”于诗人是天生的弱项)。诗人借助意象性言说一一以暗喻而又直截了当的方式呈现诗人的独立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至少在我个人,因厌倦,甚至是厌烦叙述的细碎烦琐一一饶舌就不用说了,而选择了诗歌形式一一形式即内容。今天的诗歌在警惕叙述的同时,还得摒弃抒情这个传统病灶。

空间:从汉字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看,空间是关于物象转化,和在具象与隐喻之间构建共性联系的表达。写作的维度决定你能透过具象看见背后的空间是什么,让言说内容与选择的物象构成共性。具象的呈现暗示着隐喻的空间,分行和意象有关;意象和结构有关;结构和气韵有关;气韵和境界有关。以意象情趣、气韵灵性、境界襟怀来结构诗篇,呈现作品的若干度空间,是汉语诗歌的一大特质。个体作品在试图进入或被参与诗歌形态时,就不止是作品本身了,而这里的空间是具有多面性的:在写作是维度,在效果是光谱,在评介则属于向度。

气韵:气韵关系到艺术空间的生成,它是汉语诗歌的必备元素,和神形兼备的基本保证。气韵是汉语诗学的重要概念,远不止是简单的节奏问题,但它在当今的现代性语境中发生断裂、和抗药性问题。气韵的根本在于:我思故我在,我写故我不在,去“我”化是气韵生动的先决条件。气韵不续的深层问题是传统汉语对于当代诗歌而言已成了一个“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的隔膜与间距,是当代汉语诗歌对语言理解和把握的一大困难所在。

缓慢:缓慢不仅是对抗时间的方式,同时也表示诗人的内省程度,由隐逸经由缓慢,抵近禅悟境界,构成一首诗的空间自足。换言之,诗歌的缓慢是对付庸常生活的重要阈值和阀门。举例说,某些诗歌文本结尾的“戛然而止”是源于认识层面上的“快”,不符合“慢”这一诗歌本质。诗贵隐,隐是隐忍的隐,也是隐逸的隐,隐是缓慢的条件,缓慢是诗歌的基本法度。隐的境界是诗者先有悲悯情怀方有可能达到的,所以诗贵隐远不止是诗艺本身的要求,隐首先是诗人的情怀,隐能去戾。先隐后缓是诗者的基本方式,唯此有可能抵达禅悟之境。

竞技:竞技是诗人搏取声名的时尚路径。当个人作品和诗歌形态发生关联时,自然就多了来自包括政治维度在内的多种考量和制约;而组织和裁判一场接一场的诗歌竞技,是文学侍从和采诗官的重要工作内容。诗歌形态包括作者身份、社团人情、职业利益圈、协会刊物定位、文学趣味、美学观,以及政府文学政策导向等因素。诗坛不同于体坛,无视基本条件的不公平性是诗坛竞技的一大特色,诗歌“见仁见智”的属性,使得裁判作弊、乃至腐败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可能。据说现在有机器人写作软件,这无疑比文学工人的生产方式先进多了,有关人士似可立项“从文学工人到机器人作协的生产与管理效能比较”课题。

地域:地域可能影响诗人的性格特征与精神气质,但本质上诗人和地域没有必然联系。与其说地域是一种诗歌主张,不如说主要是流散在各地的写诗者企求相拥取暖的一种愿景和路径。“写作不入伙,饿得尽发抖,”地域是关于行政地理和地方政治话语的一种考量, 尤其是处于困境的自由撰稿人,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寻求团伙为写作的外部条件,以期缓解形态上的艰难。但问题是,入了伙的写作客观上将降低读者信任度,地域在获得抱团取暖的同时,往往也成为诗人走向完整的一道枷锁。至于为什么写诗,有个经典案例可以援引:法官问被告:“你为什么写诗?” 被告以反问作答:“我为什么是人?!”写诗是必然的,地域则是或然的。

点赞:点赞是诗江湖一种感性与直觉表达,是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的产物,一定意义上,点赞是出于朋友圈利益和人情关系的一种考量,点赞并不等于已阅读过该作品。就诗人内心来说,对他人的点赞和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许多时候是两码事;对自己作品的严格来自于内心要求。点赞有助于著名的形成,但著名与个体写作无关,著名的不一定就是优秀的;写诗是一种自我修为, 有些人并不希望自己被诗歌形态称为著名诗人。鲍勃·迪伦就如是说:“诗人就是不会称自己是诗人的人。”当然,点赞在一定情形下也有传递爱心、温暖人心和鼓励写作的功用。

2009年-2017.12月

注:“附录”部分的文字,均为彭一田先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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