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的来源仍旧是一个谜。弗洛伊德用质量守恒定律描绘了性能量装置被压抑后的转移或者升华，它服从于一个严格而封闭的系统，它排除了事件的意外性，甚至绝对性的爱。德里达曾企图用书写的延异性补充了弗洛伊德潜意识深处更深的“无意识”，但德里达仍旧无法说明延异的来源。简单将延异归结为类-宗教的类-发生学的“没有本质的本质主义”是笼统的。如果考虑到德里达和弗洛伊德同是犹太人，他们的理论只不过重复了犹太性的不可表象的上帝，以及过于强调法则的法利赛主义下对潜意识的敏感。这是为什么德里达用颇为自恋的“书写”替代了个体与世界初次触及的“物质”，利奥塔则截然不同地用了“感觉”这个更为身体的词语。事实上，在德里达的写作中，图像一直被压抑（德里达有图像恐惧症），声音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犹太的特性被提到了整个西方文化的特性之中。我们不妨将弗洛伊德充满了危险、攻击性、自恋和等价交换的经济的理论和卡伦·霍妮的理论做一个对比。霍妮否定了力比多是生命的主要驱动力，认为这只是驱动力的一种。而快乐原则并不是潜意识的原则，相反，她将安全和爱放在了满足的首位。正如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所要解构的一样，精神分析只是弗洛伊德自身的自传，是维多利亚家庭结构和价值观下的心理结构。弗洛伊德的局限性让霍妮的理论更为温和，更接近基督教的传统。个体和法则的关系不是被普遍的压抑以及被报复性的快乐原则支配。霍妮用基督教的爱与安全补充了弗洛伊德的犹太式的律法。
事实上，很难明白资本主义所鼓励的自我是一个怎样的自我。不论怎样，在这样的自我中，自我仍旧感到不安，或者完美地欠缺什么，或者完全没有自我存在。个体开始承受孤独的命运，尤其是死亡。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性确实被解放了。它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一样，仅仅只是促进了被少数金融巨头和跨国垄断公司所主导的消费的文化。死亡仍旧被压抑。资本主义无法承认它建立在对死亡的压抑之上。个体生活在年轻的真空中，他不仅触摸不到现实，也触摸不到死亡，甚至无处表达痛苦。自我的世界表明了人全面从宗教的上帝，形而上学的思辨中退回到消费、享乐和养生的身体上。它没有被解放，只是更加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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