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看待“领会”呢?“就其筹划性质而言，领会在生存论上构成我们称之为此在的视的东西。操劳活动的寻视(Umsicht)、操持的顾视(Ruecksicht)以及对存在本身——此在一向为这个存在如其所是地存在——的视(Sicht)，这些都已被表明此在存在的基本方式。同样源始地依照这些基本方式，此在乃是在生存论上随着此在的展开一道存在着的视。那个首要地和整体地关涉到生存的视，我们称之为透视(Durchsichtigkeit)。”(27)海德格尔用敞亮来描述此的展开状态，“视”就对应于这个敞亮的世界。“看”不仅不意味着用肉眼来感知，而且也不意味着就现成事物的现成状态纯粹非感性地知觉这个现成事物。“看”只有一个特质可以用于“视”的生存论含义，那就是：“看”让那个它可以通达的存在者其本身无所遮蔽地来照面。也就是存在的澄明之境在此在的“视”前呈现。
“领会的筹划活动本身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我们把领会使自己成形的活动称为解释。”(28)领会，作为此在的展开状态，一向涉及在世的整体。在对世界的每一次领会中，生存都一道得到领会，反过来说也一样。对世界的领会和对生存的领会密不可分。“澄明之境”作为一种先天领域向此在敞开，对敞亮世界的领会就是对其解释。所以，一种先天领域的存在论的发生意味着开创了一个从根本上崭新的对世界的解释模式，或者说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同时也是对此在的生存论的分析与澄明。
海德格尔“寻找的是理论态度的存在论的发生”，这种存在论的“发生”是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的主题，也即存在论现象学的问题本身。因此存在论的发生与作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之主题的解释的现象密切相关。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发生不是某物的存在论的发生，而是此在的存在论的发生，澄清的不是某物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而是此在能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生存的生存论上的必然的可能性条件，不是存在者层面上的发生，而是存在层面上的发生。所以用具的发生并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发生，无须以用具的发生为例证去澄清某物发生的存在论基础。如果把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发生界定为某物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就是对海德格尔最大的误解，从而会得出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之间有着根本的相似性。因为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寻求的是真理的原初发生，即真理得以形成的必然的和本质的可能性条件。这样就把海德格尔解读成了胡塞尔化的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依旧是存在者意义上的发生，而海德格尔已经不再关心知识的奠基问题，他要为人的存在奠基，寻求此在的生存在生存论上的可能性条件。胡塞尔的“发生”与海德格尔的“发生”在哲学旨趣上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 德里达的辩证“发生”
澄清德里达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首要的是必须梳理清德里达盘根错节的哲学思想背景，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境遇就是黑格尔和胡塞尔的视域融合。黑格尔和胡塞尔在德国思想史上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相差近乎百年的时间，并且他们的反思方式和理论根基截然不同，但是两者却在一个狭窄的历史时期几乎同时挤入到法国思想界。1939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一卷由依波利特翻译成法文出版，1941年，《精神现象学》第二卷问世;1931年，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在法国面世。短促的时间、狭窄的空间，胡塞尔与黑格尔的不期而遇，在法国造成了匪夷所思的历史效果。胡塞尔成了黑格尔化的胡塞尔，黑格尔成了胡塞尔化的黑格尔。从20年代起，法国学术界就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无本质不同。依波利特直到60年代还在尝试对这两种现象学之间的相近之点进行揭示。施皮格伯格指出，“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德国现象学的人来说，法国现象学令人感到惊奇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毫不犹豫地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所当然地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近，甚至是从那里起源的。不管这种联系是否能够证实。”(29)
德里达正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介入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研究。在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解构性阅读的背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构成了其隐蔽的思想来源，这与德里达曾经是依波利特的学生也不无关系。德里达的第一部著作《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便是明证，在这部著作中，通篇见到的都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概念的大肆使用。但是德里达对其黑格尔的思想背景讳莫如深，在该书的1990年版的序言中，德里达表示“那倾听充满艰辛，我几乎无法听见自己的声音，就像通过磁带或是屏幕，我穿行在哲学的、修辞的、策略的变迁记忆之中，无法认出、无法认可、无法容忍那种说话的方式(也许它并没有多大变化)和那个很久以前的声音所持的立场，或者不如说是一种语调”(30)。并表示辩证法是被其不得不放弃的一个名字。所以，在随后的两本现象学研究著作：1962年的《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与1967年的《声音与现象》中，辩证法几乎销声匿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里达消除了黑格尔的影响。相反，尤其是在《引论》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黑格尔的决定性影响。
德里达在谈到自己对胡塞尔的研究思路时指出：“我们最终认识到，最后的出发点是胡塞尔思想的‘最后’的状态。”(31)胡塞尔思想的“最后状态”就是发生现象学，正是“发生”概念的独特性促使德里达专门对其进行了分析。在《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一书伊始，德里达就指出：“发生的问题既是胡塞尔思想的根本性动机，同时也是胡塞尔试图想摆脱或无限遮蔽的悖论所在。”(32)这个悖论就是发生问题中的“心理学主义”与“逻辑主义”的冲突，并最终表现为“心理学现象学”与“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冲突。德里达将其称为“胡塞尔现象学的平行性观念”(33)，并认为这是胡塞尔思想中最大的谜团，胡塞尔无法摆脱更无法调和这一悖论。德里达认为胡塞尔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既要坚持逻辑主义的结论，又想坚持一种心理学主义的原初生成。那么胡塞尔就“得在逻辑主义者的结构主义与心理学者的生成主义两种暗礁之间穿梭”(34)。胡塞尔思想中的这样一种矛盾将必然会“强迫胡塞尔去违反他研究的两种规则：纯粹描述性的空间及其研究朝向历史形而上学的那种先验意图”，从而“重新占有这个变得越来越具蔓延性而且似乎也越来越不适合于现象学的先验论及其先验观念主义的原始生成”。(35)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这一断定构成了其解构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基点，同时也引发了现象学界巨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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