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胡塞尔应该如何解决他思想中的心理学主义与逻辑主义的矛盾呢?德里达认为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结构与生成找到一个“共源”。所以德里达认为胡塞尔需要“开辟一个哲学注意力的新方向并让一种具体的但非经验性的意向性、一种‘构成性的’‘先验经验’被发现，所谓构成性，也就是说它像全部意向性那样，同时既是生产性的又是揭示性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原初统一体，即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共同根源，很早对于胡塞尔来说就是意义的真正可能性。我们将要不断地体会到这种共同的根源同样也是结构与生成的共源。”(36)这种构成性的原初统一体就是结构与生成的“共源”。这等于是为胡塞尔现象学指出了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即冲破静态现象学的形式框架而向发生现象学的突围。发生现象学就是寻求这种构成性的原初统一体的生成。进入这个共同的根基，正是胡塞尔通过各种各样的还原试图要做的。但是“胡塞尔一直强调他对辩论、两难和疑难的憎恶”，也就是对“思辨或辩证态度的憎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拒斥，所以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研究当中，很难实现发生与结构的有机统一，也就很难调和心理学主义与逻辑主义的冲突。
于是，德里达把“辩证法”引入发生现象学，从辩证法的角度重新阐释了胡塞尔的发生思想，试图实现发生与结构在起源处的辩证综合。在《发生》中，德里达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用辩证法改造现象学，“同样，对本质的先天直观观念本身(这是一切现象学的主导原则)应完全转变为辩证法的光芒，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证明这种必要性”(37)。那么，德里达是如何把辩证法引入发生的呢?德里达认为，“发生把在它概念中的两种冲突的意思结合到了一起：一种是本源，一种是生成”(38)。德里达通过辩证法来改造现象学，就是从奠基处实现起源的辩证综合。所以，德里达的辩证法在现象学中具有了一种奠基性的意义。
德里达指出：“我们此时所强调的辩证法观念不是一种‘方法’、一种观点、一种实践，我们试图指出的是，它是‘本体论的’，只要这种本体论不是在已经被构成的世俗科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准确地说，它在胡塞尔的这个词的意义上是先验的(我们必须把它从经院哲学或康德的意义上区别开来)。”(39)德里达之所以把自己的辩证法称之为是“本体论的”，是因为德里达实现了起源的辩证综合，为真理的发生进行了奠基。所以德里达认为这种本体论并不是世俗科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而是为现象学进行了奠基的本体论。因此，德里达认为自己为现象学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现象学作为一种投身于理论意识之明见性的学科在方法论上是第一性的，但它事先需要一个完全的本体论。现象学是与时间相同一的原初综合存在之自身构造的一个因素。”(40)
德里达在这里与其说是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改造，不如说是通过辩证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正面的演绎。辩证法已经“先天”地决定了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态度和研究内容：发生的源头不再是纯粹的单一性，存在与含义、先验与时间、构造性与被构性等等对立的双方共同跻身于源泉之中，在康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成和起源就是一种先天综合：“胡塞尔一会儿描述综合，一会儿描述生成的先天，但他拒不承认哲学和含义的一切出发点是一种先天综合，——在这里绝对的明见性回到一种不可还原的非确定性”(41)。在德里达的眼里，“存在与含义、经验与先验、外在与内在、理论兴趣与非沉思的兴趣、世间性与先验性、当下与非当下、本体与观念、空间与时间、主动与被动、历史与目的等等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自承担起对生成或起源的阐明，惟有这些作为看似不相容的差异的双方的共在才能引领我走出现象学的迷宫”(42)。总而言之，在德里达看来，现象学所追溯的起源就是一种先天的综合。
这已经从奠基处违背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追求一种纯粹现象学的根本旨趣，现象学开始成了一种不纯粹的现象学。胡塞尔认为只有在纯粹现象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象学哲学，反对用不纯粹的哲学来为纯粹哲学奠基，而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研究在“起源”处已经变得不纯粹起来。因为起源受到了“污染”，原本单一性的起源变成了生成与结构的辩证综合，“起源的辩证综合”意味着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德里达明确指出，“起源的那种原初的‘污染’有一个曾被我放弃的哲学名字：辩证法，一种‘原初性的辩证法’”(43)。 可见，德里达仅仅把辩证法作为他思想中的一个过渡性概念，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但是起源的辩证综合却贯穿于其所有现象学研究著作，并为其解构思想的发端提供了契机。“这种差异性的‘污染’法则以自己的逻辑在一本又一本书中施加影响，也使我扪心自问：从那时起，‘污染’这个词是不是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产生影响。”(44)正是因为如此，《发生》这部著作在德里达思想中不仅具有开端的意义，更是其解构思想的秘密发源地。“这部著作比德里达后来的哲学著作更具有‘全景性’”(45)，它规定了德里达以后的现象学研究路向。德里达也已经自觉到：几年以后的《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和《声音与现象》仍在以此途径展开阅读，形成一种延续。
在《发生》中，德里达把对发生的重新激活称之为“哲学的第一任务”。“表面上，对于纯粹逻辑意识，即被构造的综合系统、完善的和自身封闭的产物，逻辑可以要求绝对的永恒性和自主性。事实上，它只有从一种先验发生出发才是可能的，因此应重新找回这种先验发生的意义。”(46)重新激活这种先验发生构成了发生现象学首要的任务。然而，这种意义已经湮没于逻辑行为与逻辑结构无限的历史中，湮没于这种行为和结构在历史中的层层叠置的积淀。在这种意义上，发生现象学就是历史现象学。德里达把发生现象学重新激活的工作形象地称之为“清淤”的工作。但是由于德里达把起源理解为发生与结构的辩证综合，从而把起源由“奠基性本质”转变成了“奠基性事实”。单纯的静态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已经不能再用来追问源初意义的发生，只有作为现象学的双重还原的“回问”才有可能重新激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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