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大陆学术界越来越受到敬重，其中关键并不在他的专门绝学，而主要系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整个九十年代，大陆上不少知识人为良知所驱使，不知不觉中对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人格表现发生了很深的认同感。我相信这是当时所谓“陈寅恪热”兴起的文化心理背景。
今年（2010）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大陆上出版了不少涵有纪念性质的专书。最重要的是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北京：三联）、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和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州：广东人民）。同时广州《时代周报》也在8月9日出版了纪念专页。可知陈先生逝世虽已四十一年，他不但仍然活在女儿和弟子们的心中，而且继续受到新一代知识人的崇敬。
在这一特殊氛围的感染之下，我也忍不住要对陈先生再度表示一点诚挚的敬意。自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出版以后（台北：东大，1998），我已退出了陈寅恪研究的领域。但是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却没有中止，十几年来稍有关系的论著我大致都曾过目。现在藉着《释证》重新排印的机会，我想就这些新论著中与《释证》相关的部分，略抒所见、所思、所感。
1997年10月我为《释证》增订本写了一篇《书成自述》，其中涉及大陆官方对我有关陈寅恪论述的一些反应。当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不久，所引档案资料相当丰富，然而在官方反应这一具体问题上，则尚欠完备。因此我的《书成自述》也只好概括言之，未能深入。现在新材料出现了，我觉得应该对这一问题重新回顾一番。
《论再生缘》风波
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我第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正式出版，这两件事自始便分不开，因为如果《论再生缘》不能与读者共赏，那么我的《书后》便不免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了。关于印本《论再生缘》如何进入大陆以及官方的最初反应，我以前只看到下面两条记载：第一，胡守为《陈寅恪传略》说：
1959年《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流出香港后，被某出版商据以翻印，又在小册子之前写了一篇《关于出版的话》……香港《大公报》一位记者把这小册子带回广州，交给陈寅恪，陈对这篇《出版的话》非常不满，即把书送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处，并说明自己没有送书到香港出版，当时冯乃超指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他同党的关系，陈表示同意这一分析。（收在《文史哲学者治学谈》，长沙：岳麓书社，1984，41页）
作者是陈先生在岭南大学教过的学生，1959年恰好“受党的委派”，以党员的身份担任了陈的“助手”（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北：联经，1997，187页）。所以《传略》所记的事实轮廓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陈先生是否对《出版的话》“十分不满”以及“同意”党委书记的“分析”，则是另一问题，可以置之不论。第二，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54年）2月，《论再生缘》初稿完成。自出资油印若干册。后郭院长沫若撰文辨难，又作《校补记》。（增订本，上海古籍，1997，158页）
郭沫若参加《再生缘》的论辩，我最早得之于《编年事辑》初版（1981），后来才在陆键东《最后二十年》中获悉其全部经过（89-93页），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无关联，则至今还不清楚。我曾有过一个推想，以为《论再生缘》传至北京，也许另有途径，未必是广州中山大学呈报上去的。1959年11月25日陈垣给澳门汪宗衍的信说：
久不通消息，正怀念间，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谢不尽。
同年12月5日汪覆函云：
《论再生缘》二书乃寅老数年前之作，冼三家（按：冼玉清）屡为言之，乃其未成之稿，后流入港肆，被人盗印出售。偶得一册，而书中间有累句，出版说明更推波助澜，多违时之语，故特抽出三纸。顷承垂询，检出补寄，并另购一册邮呈，祈查收。（均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1990，511页）
从这两封信可知，1959年11、12月，陈垣已收到两册《论再生缘》，又汪宗衍同年4月1日来函，贺陈垣“批准入党”（同上，510页），援庵老人新入党，想必遵守党纪，既知《论再生缘》在香港被“盗印”，断无不向党报告之理。因此我颇疑北京党中央知有此事，或直接间接与陈垣有关。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存疑而已。
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见《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D23版）是对此案发掘得最深入的文字，但因原文太长，不便征引。下面我想通过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来处理这一公案。这部五十万字的《年谱》是卞先生以九十九岁的老人，先后费去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全书对于相关史料的收集既广，审查也严格。关于《论再生缘》一案，《年谱》不但充分运用了上面提供到的徐庆全的专文，而且还参考了不少其他记载。以下我将顺着《年谱》的时间次第，对此案始末先作一扼要的交代，然后再试加解说。
《年谱》1958年条末：
秋，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后在香港《人生》杂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309页）
又，1959年6月条：
余英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发现的《论〈再生缘〉》油印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在海外轰传一时，议论纷纭。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籍，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311页）
卞先生将我的《书后》和《论再生缘》的出版写入《年谱》中，是因为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件很快便在谱主生命中激起波澜，先后延续了三四年之久。
《年谱》1960年12月21日条：
杨荣国（英时按：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致函中华书局，云：“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这里所说的“著作出版问题”，只能是已经惊动齐燕铭、郭沫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的《论〈再生缘〉》了。中华书局拟出版《论〈再生缘〉》，这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郭沫若会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文章，因为如果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话，以郭沫若职务众多、杂务缠身的情况看，恐怕是很难把精力集中于此的。与郭沫若有过交往的陈明远，在谈及此事时说，一九六一年郭沫若在研究《再生缘》之前，曾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隐约揭示出郭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背景（陈明远《我与郭沫若、田汉的忘年交》）。如果陈明远所言不虚，则郭沫若的研究实是负有使命。（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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