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一段叙事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读了之后仍然不免疑信参半。我的一篇《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刊行何至于严重到必须“惊动……中央领导人”亲自披挂上阵？关于这一点，下面我将提出个人的观察，暂不多及。但上述的一切努力最后还是归于泡影，《论再生缘》既未能在大陆出版，郭沫若“排炮般”的文章也无疾而终。 最后《年谱》1962年1月条（323页），卞先生总结此案，分别征引了三则史料：
香港出版《论〈再生缘〉》，一时轰动海外，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先生著作与郭沫若校定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响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对《再生缘》的讨论，先生著作与郭沫若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
先生《论〈再生缘〉》出版一事，据当年中宣部干部黎之回忆：“有一次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转身走了。”（黎之《回忆与思考——从一月三日会议到六月批示》，《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三期）
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让人给郭沫若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穆欣《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世纪》，2006年第五期）
综合以上三种来源不同的史料，我们可以完全断定，《论再生缘》事件确曾上达中共党内最高决策层，所以最后必须由“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接着我要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郭沫若为什么参加有关《再生缘》弹词的讨论？二、陈寅恪《论再生缘》为什么最后还是不能在大陆出版？限于篇幅，我对于这两个问题都只能点到为止，而不能展开论证。
先说第一个问题。《年谱》断定郭沫若研究《再生缘》并非出于学术兴趣，而是“负有使命”，这一断案在所引种种史料中已得到充分的证实，可以无疑。问题在于郭的“使命”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我认为这是为《论再生缘》在大陆出版作开路的准备。郭研究《再生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校订出一部比较完善的《再生缘》版本；一是考证作者身世，与陈寅恪《论再生缘》一较高下。他的第一篇长文《〈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光明日报》，1961年5月4日），便显露出这一双重意图。从《年谱》所引史料看，这是最初康生代表党方和郭沫若、周扬等共同商定的策略。党的构想似乎是先出版《再生缘》校订本和郭的考证，经报刊响应，先造成一个以郭沫若为中心的“《再生缘》热”；然后在这一热空气中，将《论再生缘》推出。这样一来书中以含蓄文言所传达的批判意涵便不致太引人注意了。郭沫若的“使命”便在于落实这一构想。他在上举第一篇长文中仅仅“不经意地提到陈寅恪和《论再生缘》，而且用了挑剔辩驳的口吻”，以致引起有些读者的不满（见陆键东，前引书，91页）。其实这正是因为他一方面既要布置《论再生缘》出场，另一方面又必须尽量减低它在读者心中的分量。
其次，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作一点补充。《年谱》揭出“朝鲜战争”的忌讳使郭校本《再生缘》印行一事胎死腹中，这大概是实录。今本《论再生缘》结尾引作者诗句“青丘金鼓又振振”，自注云：“再生缘间叙争战事。”（《寒柳堂集》，北京：三联，2009，86页）但1958年我所读过的油印原本，这句注语则是“再生缘叙朝鲜战争”（引在我的《书后》一文）。注语的更改是否出于陈先生之手，今不可知，但足证《年谱》记事确有根据。不过《年谱》中引康生的话——“朝鲜方面有意见”——似不尽可信，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朝鲜方面有人读过《再生缘》弹词。“伤害中朝友谊”的顾虑大概来自中共内部。
但陈先生《论再生缘》最后未能出版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朝鲜战争”的禁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肯迁就出版者的任何修改或补充的要求。根据广东省档案馆藏1961年《陈寅恪近况》，这年5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拜访过陈先生，提出请他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刊行。“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见陆键东，前引书，318页）。当时郭沫若正在考证陈端生身世方面与陈先生唱反调，并引出了新材料，所以他也有意对初稿有所补正，迟至1964年才写成的《论再生缘校补记》，便是修改的成果。但最可注意的是1962年7月25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给陈先生的信，信上说：
我所编印之不定期刊《中华文史论丛》，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第一辑即可出版……我们希望的是能得到先生的文章，以光篇幅。大作《〈再生缘〉考》虽未公开发表，但学术界早已遐迩传说，均以未见印本为憾。据闻香港商人曾盗印牟利，实堪痛恨。为满足国内读者渴望，此文实有早予公开发布必要。是否可交《论丛》发表，如何？甚望即加考虑，示覆为感。
此函写在《再生缘》讨论中止以后，可知党方仍未放弃出版《论再生缘》的计划，但方式却有所修正。一年多前金灿然以中华总经理的身份亲自登门请求，显然是准备出一部专书，以示隆重看待之意（另有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刊行此书的计划，不知可信否。见陆键东，前引书，365页），而此时则改由该局上海编辑所出面，希望将此稿收入一个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作为其中的一篇论文。这正是因为原始的构想流产，不得不大大降低出版规格，把它的流通空间压缩到不能再小的限度。8月1日陈先生的覆信说：
又拙著《论〈再生缘〉》一文尚待修改，始可公开付印，目前实无暇及此。（以上两信都出于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八版，引于《年谱》，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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